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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日记(5月~10月)

迟子建

一晃又过去了十几天,要想混日子的话,那日子就仿佛奔跑着的汽车的轮子一样,转得飞快飞快的。

这次青创会,大都是生疏的面孔,像我参加前两届时所见到的一些熟人,大都因为超龄而没有机会来。不是说文坛更新换代得快,而是岁月确实是残酷的东西,当我们的心还很青春的时候,身体却会逐渐呈现出老迈之态,实在是苍凉啊。

在这里,也见到一些熟人,如黄蓓佳,她还是那么滋润、漂亮,我去看她时,周梅森正在与她慷慨激昂地聊着什么,我只坐了一会就出来了。那些天基本是和徐坤在一起玩,她和赵凝住在一起。我们白天时开会,晚上则赴形形色色的饭局。最值得记忆的是和鲁迅文学院的老同学聚会。这几位师兄听说我来了,就开着两辆车来接我出去吃饭。他们毕业这十年来,基本把经历都投入到了影视剧的创作上,他们写了许多部走红的电视剧,成立了一个西瓜工作室,每人在北京都买了别墅和汽车。路远新婚后得了一个千金,把他爱惜得不得了,一提起女儿他就满面幸福的样子。肖亦农略微老一些,他感慨着说在北京这种城市生活,就是逼着人去挣钱,他说看人家有别墅你也想有,看人家有汽车你也想有,总之就是让人不停地为钱奔波。他们三人中,王刚的钱是最冲的,路远说他有三套别墅。王刚则对我说,当初我们在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去天安门玩,心想要是自己将来在这里有一套房子多好啊。如今他果真在那里买了一套房子,而这房子他基本就是让其闲置着,只不过是为了圆他以前的一个梦。我当时特别想跟他开玩笑,幸亏你当时来的是天安门,而不是美国的第五大道。王刚的性格里始终有特别可爱的一面,他很少掩饰什么。我为师兄们的成功感到高兴,我说跟一群富人在一起,我就属于该扶贫的一类了。他们让我以后来北京住在他们郊区的别墅里写作,我心想只怕在那种环境中,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这个人也许真的没出息,我喜欢乡下的生活,喜欢住那种童年时就住过的小木屋。而且我对生活的要求很低。他们赚足了钱,如今都想回过头来再写小说了。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我又仿佛看到了十年前聚集在京郊的一群文学青年,他们贫穷,可是他们富有朝气,而有朝气的写作年华是多么值得人怀恋啊。席间,诗人简宁一直沉默着,据说他刚离了婚。而他们当时的婚姻像典范一样广为人知。真是世事沧桑啊。那天大家都没少喝酒。后来我在一天晚上跟毕飞宇和徐坤上艾真家玩,看到她的新家布置得简洁明快,又很温馨,使我觉得房子不论大小,只要居住者有情趣和好心情,那房子就会阳光灿烂,就会给人一种极为舒适的感觉。

从北京回来,又跟黄回了一次老家。塔河的塔林林场起了山火,因为这是进入防火期以来大兴安岭着的第一把火,林业局被通报批评,那里的人的压力都比较大。黄利用五一的假期回老家,就是去看防火的。我对他说,林区起火是正常现象,谁也不是龙王爷,法身一到就能带来瓢泼大雨。他说服我,陪他回去了一次,刚好我可以看看家人。故乡仍然很寒冷,真的是一片不毛之地。我所喜欢的毛毛狗早已开花了,沿途可见河畔的一些红柳,它们看上去喜气洋洋的,像是谁的嫁妆摊放在那里。

2001年5月7日

每天的黄昏去工大校园散步。常常是找到一簇盛开的丁香,站在这花树下嗅它的香气,然后去花间寻找五瓣丁香。据说俄罗斯人认为,能够找到五瓣丁香的人就能找到幸福。这游戏我大约坚持了有许多年了,因为哈尔滨是一座丁香城,丁香花随处可见。常常在寻找的过程中天色就晚了,视线模糊后,我觉得所有的花瓣都是五瓣的了。看来幸福是喜欢在天色糊涂的时刻降临。

这一段《大宅门》热播,收看者甚众。我看了它开篇的几集,觉得故事还不错。不过一些中年人演的年轻人的戏,给人一种很别扭的感觉,特“捏”着,让人不舒服。不管怎么说,它总是比那些言情剧要有深度。不过传媒称它为“当代的红楼梦”,有点过了。《红楼梦》是什么?那是一部几乎挑不出毛病的作品,一百年也未见得能出一部的经典。

2001年5月10日

到长春去了三天。是出奇疲惫的三天,日程安排得实在是太满了。不过在那里的几天是很愉快的,结识了一批新闻界的新朋友,还见到了一些老朋友。

这次活动是长春的学人书店和作家出版社共同组织的。事先我并不知道安排了那么多的活动,诸如签名售书等等。那天下了火车,我就直奔名门饭店去了,去车站接我的宗仁发就扑了个空。午饭是《作家》做东。吃过饭,没来得及休息,就与白冰去长春电视台的《书香》栏目做节目,从那里出来,又去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一档直播节目。晚上学人书店在一家韩国餐馆请饭,那里的气氛还不错,吃过饭,还得到了几块赠糖和一枝鲜花。回到酒店后长影的韩志君、小莲和仲伟来看我,我们几个人又聊到很晚。

第二天上午去吉林卫视的《新视点》做节目,见到了杨晓农,她是黄在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如今在吉林卫视文艺中心做主任。她高高的个子,人很豪爽大方,与她很谈得来。我很早就从鲁晓聪那里知道她,她们是好朋友。

签名售书还算比较成功。那天来了许多读者。有的已经白发苍苍。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对我说,听说下午两点签名售书,他中午十二点就赶来了。在读者群中,还发现了一位十几年前在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做收发员的中年女人。排到她的时候,她指着自己颤着声说:“你认不认识我了?我当年帮你收发过信呢!”她这一提醒,我马上觉得她眼熟。她说从报纸上得知我要来长春,她很激动,很早就来书店了。她说话的时候有点语无伦次,足见他乡遇见同乡的喜悦。她还特意为我带了一罐咖啡,我谢绝了她,因为我知道她不是个富裕的人。因为签名售书出人意料地成功,出版社比我还要兴奋,据说我那天创下了学人书店签售额的纪录。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我的固定读者的青睐,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很多人很想了解这一段历史。不过从本意来讲,我并不喜欢参加签名售书的活动,因为作家不是影视明星,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而且,真正的读者是不喜欢凑趣来这样闹哄哄的现场买书的。长春的学人书店办得不错,规模大,而且所销售的书也很有层次。在哈尔滨,还没有这样的一家书店。哈尔滨无论在城市建设还是文化气氛的营造上,都相对滞后了。

抽空去南湖新村看望了成刚老师,他在家带外孙女,气色不如我上次见他的好,看上去有些疲倦。那个来自加拿大的叫做雅静的小女孩,她还不足一岁,长得实在是可爱极了,我在那一边和成刚老师聊天,一边抱着她。她在我怀里很乖,不时地冲我挤着眼睛笑,好像在逗我开心。

志君、小莲和仲伟在我离开长春的前夜请我吃饭,说是第二天他们开着长影的车一起来把我送回哈尔滨,权当是春游了。我口头答应了,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就奔火车站去了。我不愿意麻烦朋友,他们都很忙。火车一开,我给志君打电话,说我已经在车上,跟他讲了一番感谢的话。事后我得知,长影的司机小孟见我喜欢吃野菜,特意去早市买了一大袋各色野菜,打算送我回哈尔滨的时候带给我。仲伟戏说:“三个大人,让一个孩子给骗了。”

睡足了觉,就有精神了,我想趁着这大好春光,写点什么。不写作的话,我还能够干什么呢?写起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很充实,而一闲下来,心就有一种空空落落的感觉。

2001年5月14日

用肉联的红肠炖了一盘从老家带来的鳇鱼,味道很不错。

灰蒙蒙的天色是今年春天的一大特色,站在阳台上,真的不敢看天,实在是一副愁容满面的样子。我记得十年前刚来哈尔滨的时候,这里的天是蓝蓝的,在晴朗的日子里随处可见白云,天空总是透亮。前几天看电视,本省的泰来的某个村子,已经由原先的满眼绿色变成了一片沙漠,沙漠甚至把房屋都埋没了,村子的人不得不搬迁,那情景实在是触目惊心!那裸露在黄沙中的房屋的屋脊,看上去就像远古时代的化石一样,让人觉得那是洪荒时代的遗留物。

妈妈过两天要来哈尔滨,所以我这一段就不可能写作了。

2001年5月18日

妈妈来了。一出站台,我就见她打扮得比平素在老家时要漂亮多了。她穿一件银灰色的中式对襟衣服,衣摆镶着白色的花边,很洋气。她提了两大包行李,一包是她的衣裳,一包是她带给我的吃的东西:地产的大酱、在野地里新采的蕨菜,还有一些山木耳。

她上次来哈尔滨时,我还住在省图书馆前面八楼的一室一厅里。记得那是盛夏时节,她总是坐在地毯上,不停地擦汗,不似这次看上去这么精力充沛。

妈妈说她不累,所以下午我就领她逛街去了。海城街在修高架桥,路很难走,她说感觉哈尔滨还没有她上次来的时候漂亮。对我的新居,她只说了一句话:“我看够住了。”老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从来都是从实际出发,而且是最低的标准。

2001年5月20日

一大早妈妈就告诉我,她昨夜睡了个好觉。她说前一段在老家时,她连续失眠,搞得她心力交瘁。睡足了觉,她看上去更加地精神了,她换上裙子,像小孩子一样嚷着要逛商场去。我就领着她,在南岗的几个大商场和地下商业街闲逛。她给我买了一套休闲式样的藕荷色的三件套装,穿上去很舒适。她说在城市生活不好,空气糟糕,人多闹哄,而且处处得花钱。

2001年5月21日

这两天走得累了,见今天是个蓝天白云的明媚日子,我打车和妈妈去太阳岛公园。本来应该乘船横渡松花江的,可妈妈说坐船不安全,她不会水,所以我们就坐车直接通过松花江公路大桥到对岸去。经过松花江时,我见水瘦极了,哈尔滨还很少有这样的枯水期。水的锐减除了自然的因素外,我想还与我们对松花江流域环境的破坏有关。那江水浊黄浊黄的,看了让人心痛。而我们每天喝的正是这里的水。

太阳岛公园很少有游人,除了因为不到旅游旺季外,还因为它远离市区,来一次不容易。你看市区的那几个公园,哪一天不是人头攒动?人们围聚在那少得可怜的树木和草坪前,企图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我们人均拥有绿地的面积微乎其微,饭后想找一个幽静的散步场所都难,真的是可怜啊。

好几年没来这个公园了,觉得它花哨了许多。甬道两侧到处是卡通形态的铁皮装饰画,非常的俗气,大煞风景。连妈妈都说:“搞这些东西真难看。”

妈妈喜欢花,而由于今年春季低温,温室的花开得迟,所以花坛那里还空空荡荡的。我从铺草皮的园丁那里打听到,盆花都在花窖里,让我可以去花窖看。我和妈妈几经打听,来到了北侧铁栅栏后面的花窖。院子里拴着条凶狠的狼狗,它远远就叫了起来。我跟看花窖的人说明来意,他就放我们进去。一进去我们都很失望,那些在塑料棚里的花实在没什么好看的。品种单一,而且开得一点精神气都没有。妈妈抱怨说,早知道这个样子,就不该张罗来花窖的。花没看好,倒把脚给走得酸痛了。

午饭就在公园的小餐厅吃的。我们要了几个菜,喝了一瓶啤酒。出来后见午后的太阳很强,就找了一处阴凉,躺在长椅上眯了一会儿。我跟妈妈呆在一起,听着风吹柳树的沙沙声,觉得时光是那么的温暖亲切。

2001年5月22日

今天初一,本来晚上要去大连,妈妈说白天就不出门了,在家好好歇着。可我陡然想起笃信佛教的她还没有去过极乐寺,而今天又是这寺庙香火最盛的日子,就动员她去极乐寺,她一听果然很高兴。

今天所乘的出租车,与我们仿佛是有某种缘分。一上车,司机一听说去极乐寺,就知道我们是去烧香的。他说他供了满堂佛,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烧香磕头。他说他之所以信佛,是因为他前些年老是能够听到有“人”跟他说话,比如说他独自开着车在街上行驶,有时耳边突然就响起了一个声音:“前面的车要撞车了。”立刻,撞车的事情就发生了。他还说有一回那无法知道来处的声音提示他,说让他的某某朋友今晚不要出车了,他提醒了那位司机朋友,可他不信,照样出车了,结果当晚就被抢劫出租车的人给弄死了。他还说有一回他拉了一个客人,走了一会后,他突然看见有一块砖头朝车后的乘客头上砸去,他就问他是不是在建筑公司的工地工作,那人答是,他就提醒他在工地要注意从高空落下的砖头。结果那乘客下车后,他的耳边响起了骂声,说他欠嘴,那是个恶贯满盈的人,应该死,不应该提醒他。他说他为此很苦恼,就四处看病,有人让他信佛,他遵从了,从那以后,他好得多了,可是有时仍然还是能够预知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不像是撒谎的人,他的话使我汗毛直竖,索性我们很快就到了极乐寺。妈妈也觉得遇见这个司机不是件偶然的事情,她相信司机所说的话,那就是人生的福祸确实是由天来定的。寺里的香客多极了,我们请了几炷香,从天王殿依次地朝拜下去,直至最后一重的观音殿。烧完香之后,妈妈发现她的衣裳被烧了一个洞,她很心疼,那还是几年前我给她买的套裙。我跟她开玩笑说,老佛爷可能嫌你磕头磕的少,心不够诚。她急了,说:“我怎么心不诚了?”我安慰她说,这衣裳被烧了个洞是好事情,将来你回了老家,可能会忘记这次出来的许多事,可是你一看到这套衣服,看到这个大窟窿,就会想起极乐寺,让你不忘了常念阿弥陀佛,她笑了。我们在寺里买了一些豆腐和素馅饼,算做中饭。

2001年5月23日

一到大连,妈妈就喜欢上了这里。她说这里空气好,城市建的漂亮。屈指算来,我已经有十六年没有到这里来了。变化真的是大啊。

黄请他的一个朋友为我们安排的住处,它离友好广场很近。这里虽然也有我的一些文学界的朋友,但我想这次出来是专为陪妈妈看海的,我出去应酬她会有受到冷落的感觉,所以谁的电话也没打。

今天我们去了海之韵广场,那里依山傍海,妈妈第一次看见了大海。她充满深情看海的样子还带有某种少女的神态。她很喜欢广场上盛开的花,不住地指着某一种花“哎哟哎哟”地叫着,说:“真漂亮啊!”我在那里给她拍了足足一卷的照片。昨夜她在火车上本来一夜未曾睡着,这列火车的软卧实在不怎么样,卧具不干净,地毯脏得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而且司机好像是个生手,把车开得直晃荡,根本让人无法入睡。我以为她今天会没有心情出来玩了,谁知她比我的兴致还要高。离开海之韵广场,我们又去滨海路转了转。晚上和妈妈坐在一家餐馆里一起吃喝,感觉很好。

大连美中不足的是,它的建筑没有特点,尤其是近几年盖起的高楼,东一座、西一座地竖立在矮的楼群中,给人一种很不协调的印象。不过它的绿化和城市的洁净却是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

2001年5月24日

天气真好,不冷又不热,是游玩的最佳天气。陪妈妈到星海公园,那是一个面临大海的公园,很大。不过那里游人太多,没有海之韵的清幽。我们参观了水族馆,妈妈对那形形色色的鱼惊叹不已,不停地让我为她和那些美丽的鱼拍照片。我与她开玩笑,说我是她的秘书、导游、保健医和专职摄影师,她应该给我付费。她很高兴,我已经有很久没有见她这般的高兴了。也许是过于兴奋,她一夜没怎么睡。我们看上了一家餐馆,叫王麻子粥城,里面环境不错,有各色小炒和海鲜蒸饺,还有各种粥。我和妈妈边吃边聊,有的时候我说话会呛着她,但她并不介意,她知道我是一个有口无心的人。

黄昏时楼下居民区传来一片哭声,我站在窗前向下一望,见是有人家死了人,楼洞口吊着灵幡。妈妈听见那哭声,神色显得有些黯然,我连忙说出门碰见死人是吉利的事情,她这才又表情活跃起来。我动员她坐飞机去北京,因为她从未乘过飞机,她很坚决地反对,我知道她是害怕飞机不安全。我威胁她,如果她不乘飞机,我就让她一个人坐火车,而我自己乘飞机。她笑着撇撇嘴说:“行!”

2001年5月25日

从北京归来。

妈妈终于没有拗过我,忧心忡忡地跟我上了飞机。她那不情愿的样子就像让我给绑了票。到了周水子机场后,我偷着为她买了一份保险。登机前,为了使她情绪放松,我对她说坐飞机跟乘汽车一样的平稳,除了偶尔遇见气流,飞机会颠簸几下外,你几乎感觉不到什么。上飞机前,我特意为她和我们即将乘坐的飞机合了一个影。飞机刚一起飞,她就闭上眼睛,拉着我的手,很紧张的样子。我让她深呼吸,尽量放松,待飞机升到高空平稳下来后,她主动松开了手,睁开了眼睛。我让她透过舷窗去看白云,她只望了一眼就收回目光,说她眼晕。我就陪她聊天,渐渐地她忘了自己是在飞机上,在吃盒饭的时候,她显得很有胃口,比我吃的要多。待飞机平安降落后,她还有些意犹未尽,说是这么快就到北京了,真的比坐火车要舒服多了。我跟她开玩笑说,这下把你的胃口吊高了,以后你要是旅行,还不得主动要求坐飞机呀,那我可就吃亏了。她毫不含糊地说,我下次去昆明看花就坐飞机,省得在火车上折腾好几天!看看吧,人学会享福是多么容易的事情!

正赶上双休日,黄就可以陪我们出去游玩。很少能够见到北京有那么蓝的天,我们陪妈妈去天安门、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地方。她对人工建成的园林没有太大的兴趣,这些地方游客实在是太多了。在颐和园时,我和黄动员她划船,她先是坚决不肯,后来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迫不得已上了船。同她乘飞机一样,她一旦身临其境,恐惧感就消失了。当我们把船划到十七孔桥时,她神色大悦,说是在水面感觉很风凉,人又少,比在地上走强多了。植物园刚好有玫瑰展,我们带她去看,她爱极了那花色多样的玫瑰,不停地嗅它的馥郁香气,还特意去请教园丁,问人家的玫瑰怎么能够培植得这么鲜艳?园丁说要常浇水,而且要上鸡粪,她就恍然大悟的对我说:“怪不得我养的玫瑰开得不好,原来是没上鸡粪呀。”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把沿途给她拍的七卷照片冲洗出来,我们坐在湖畔的凉亭里看那些照片。看着看着,她突然说:“以后回了家,这些照片得不知让我翻多少遍。”她说这话是无意的,可我却觉得有些难过,我对她说以后还会带她出来旅游,她摇了摇头,对我说,出门太费钱了,再说我可不愿意耽误你的时间。

哈尔滨也热起来了,我和妈妈呆在家里,基本不出门了。

2001年5月31日

妈妈回老家了。从车站送她回来,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了半天的呆,觉得心有些空空落落的。

放上一盘影碟,是一部黑白的老片子:《一仆二主》,是出喜剧,挺好看的。

2001年6月4日

前两天很热,这两天又冷起来了。

台湾施行了“废娼”制度,引起社会的不满,许多妓女在台北举行了示威游行,龙应台也出来为妓女说话。一个国民党老兵对政府采取的这一措施更是深恶痛绝,他说自己一生未婚,解决“性”的途径就是每周去妓院,如今妓院被封,他觉得自己有失去家庭温暖的感觉。

在女权主义者的眼中,娼妓肯定是不允许存在的。其实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文明社会还是愚昧的民族,谁都避免不了它的存在。你不让它明着存在,它就会在暗中发展。而明着存在是有法规可以约束它的,暗中的交易则因为它的不合理性而会引发其它的社会问题。我们是不能从“爱情”和“文明”的角度去考虑娼妓的,因为它就是性的交易。

2001年6月9日

看《东方时空》,说是新婚姻法出台后,有关的书籍很快成为了畅销书。记者称“人们开始关注婚姻了”。其实我想大多数人关注它,是由于困扰自己的婚姻的危机。试想想五六十年代的话,社会发展单一、人的情感也相对单一、婚姻呈现普遍稳定状态的时候,谁会关注这样一个“法”的出台?

今天很冷,晚上去工大散步,见小花园里以往都满坐着人的长椅,如今全部空着。风大极了,它把我的头发都吹乱了。

2001年6月13日

中午去二十三军吃饭 ,是几位部队朋友的聚会。

军人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战争。他们讲该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听得我昏昏沉沉的。

午后读书。

2001年6月14日

昨晚与蒋子丹电话聊天,由一个老作家晚年住院的遭遇说开去,我们谈到了为老年生活所应做的必要安排,我说晚年应该出去旅游,把年轻时挣来的钱花在青山绿水中。蒋子丹则说钱在晚年还有一个大用途,就是住医院,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七老八十的时候,身体还健康如年轻的时候。由医院而说开去,我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安乐死。我说荷兰已经对安乐死进行了立法,这是非常文明的方式,也是人道的方式。不过在教会看来,这法规是对上帝的不忠和蔑视。

人道只有当它是减少了人的痛苦时,才是名副其实的。有的时候把生命的来历看得含混一些,对它反而会有更为主动的把握。否则,你把生命看做是上帝赐予的,就很难主宰它了。

2001年6月15日

黄在新疆。他不时地用电话向我报告他的行踪。今天说是在戈壁滩里,明天又说在湖畔或者葡萄沟里,刚才他说是到了女儿国里,是唐僧取经途经之地。他打电话的时候,哈尔滨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分了,而他说新疆的太阳还明晃晃的。

这就是中国,它实在是太广大了。我不知道西部进行大开发后,会不会破坏其很多原生态的东西。这个世界少几座现代化的城市不是坏事,而少了几片净土却是天大的灾难。

2001年6月16日

昨晚看意甲直播,实在是过瘾。罗马对帕尔玛的最后决战真是惊心动魄,巴蒂的最后一脚真精彩。罗马球迷对三比一领先的结果欣喜若狂,所以未等比赛结束,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冲入场地,欢庆胜利。罗马球员的背心几乎都被疯狂的球迷给抢跑了,有的球员比赛用的短裤也被拽下来了,幸而球员还有内裤遮羞,否则就成了健美而裸体的《大卫》。比赛为此中断了十分钟。我想万一这场比赛因中断时间长而被判无效,吞下苦果的就是罗马球迷自己。因为这可是联赛冠军啊。我想罗马队在领先的时候,若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不把余下的比赛当作“垃圾”来磨磨蹭蹭处理,就不会有球迷过早的庆祝举动了。

足球场上什么时候把“垃圾时间”彻底清除了,足球就会更加地纯洁了。这只能够靠自觉了。

2001年6月18日

昨晚与杜进、董伟吃饭。饭后到道外去看杨彬。杨彬是随云南省干部考察团来黑龙江的。

一进宾馆,我竟然没有认出来开门的杨彬,以为他是杨彬的同屋人。他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当年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是一个极瘦极瘦的人,而且寡言少语。如今的杨彬也许是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的缘故,胖极了,而且健谈,可见人的改造并不难。吴玉仑让杨彬给我带来一瓶波尔多的葡萄酒。杨彬开玩笑说,这瓶酒是“媒介”,我就是不来看他,也得来取酒的。他说不但我没认出他来,就是中央台原来的朋友于连成和吴小中也没认出他来,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一种自足的口吻。我想起了五年前跟我到漠河老家去拍片的杨彬,那时的他一路上讲的都是有关文学的话题。他说他如今当了干部,连看书的时间都没有了。不知这是“幸”还是“不幸”呢。不过只要自己觉得过得好,那就好。

2001年6月20日

三大男高音的故宫演唱会确实还不错。

三个人中,我最喜欢卡雷拉斯。他的声音很柔情和性感。可是昨晚他发挥得并不好,似是很疲倦的样子。我想这有可能是他们三天前刚参加完汉城演唱会的缘故。而且,卡雷拉斯的身体状况在三人中是最差的,他虽然战胜了白血病,但明显感觉他的体力不如帕瓦罗蒂和多明戈。帕瓦罗蒂是随意的,他看上去像个高级厨子,唱歌一点都不费力,他的歌声极富感染力。而多明戈发挥的最好,他的声音就像阳光一样富有穿透力,让人觉得那声音能够把乌云击散。当一个歌唱家有多美好啊,不管听众是否能听懂歌词,都能最直接地感受声音的魅力。而文字给人带来的震撼,不会像歌声这么迅疾和彻底。歌声是不需要翻译的,而文字却不然,这也是文学交流的局限吧。

2001年6月24日

吃素。听《清净法身佛》。

昨夜梦见一片草莓,那是片香甜的草莓,美极了。我很奇怪,我会每隔一段时间就梦见草莓,能看到它的果实,能闻见它的气息。十年以前,我还以梦中的草莓为契机,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重温草莓》,但愿有一天我能破译这草莓情结来自哪里。

《生活报》的储继华来取照片,送来了一篮鲜花。

2001年7月5日

看《狂野周末》节目,觉得很有趣。这一期是介绍长鼻猴的。

在长鼻猴的群落中,鼻子越长,其魅力和地位就越大。那些雄性长鼻猴,若是鼻子短,就得不到雌性长鼻猴的青睐,它们只能忍气吞声地离群索居,最后孤独地死去。

公猴有时为了和母猴寻欢,因为不满意母猴身边有幼猴陪伴,嫌其碍事,往往就残忍地咬死幼猴。所以幼猴就得须臾不能离开母亲。长鼻猴生下来时是金黄色的,一岁多以后就变成黑色的了。

这简直是个谜团。为什么长鼻猴会以鼻子的长短论尊卑?它起源自什么?公猴杀死幼猴的行为更像是人世间演绎的情杀。人类与动物一样,既有其善良的一面,又有其残忍的一面。而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界,悲剧的发生似乎都与“情”有关。看来“情”会伤人的。

2001年7月8日

停水了两天。

与邻居一起到物业公司询问停水原因的时候,那位朝鲜族的邻居很关切地问我:“我看你白天也在家里,你是不是没工作啊?”我笑了,对她说,我下岗了,目前还没有找到新工作。她问我是不是很烦?我说是。她就很虔诚地劝我:“那我看你还是信教吧,你就不会心烦了。”我的书房与她家一壁之隔,间壁墙不隔音,每到周末,我都能听见唱诗的声音。她家的门口一到了这时候,就遗弃着很多盒饭的空饭盒,看来,来唱诗的人是自己带饭的。

我想就是真的由于没工作而心生烦闷的话,上帝也未见得能给你多大的帮助和安慰。而且,我总是觉得,因着什么事情的发生而信仰什么,是对宗教的一种亵渎,因为功利心首先占了上风,而任何宗教的教义对功利心都是不赞成的。

黄昏在工大校园闲坐,那是一条长椅,先前只我一个人坐,后来来了两位老女人,她们就与我挤坐在一起。她们打扮入时,看上去很有教养,想必是知识女性。她们的聊天使我忍不住想笑。其中一个说,她新处的对象(她确实用的这个词)是个退休老干部,她说这人跟她同岁,都是七十岁(我可真没看出她有七十岁,说她五十多岁都有人相信),他们谈了两年的恋爱了,每天要通几次电话,每周要见一面。她说他们见面都是在公园,有时就在外面买点吃的东西凑合一顿。她还说那老头字写得好看,也很疼她,常给她买小礼物。她还说这几天老头在省报的儿子领他到五大连池游玩去了,所以不方便通电话了。另一个听的老人就焦急而又羡慕地说:“你咋就这么命好,摊上个好老头!啥时你也给我找个好样的。”那个讲述爱情故事的老女人说:“上回我给你找的那个就不错,可是人家跟我说你对他不热情。”“哎哟,那个老头的个子也太矮了呀,我比他还高一头呢!再说,他家庭负担也太重了。”她急急地申辩。以我的理解,那个自觉幸福的老太太还没有和她的男朋友结婚,我想这一定是双方的儿女反对。不然她不会说,老头一外出了,就不方便通电话了。

按我的揣测,她们的老伴一定先于她们去世了。她们不像是离婚的老人。她们那么无所顾忌地谈论情感,实在令我惊讶。我以为老年人的情感生活相对平淡,他们到了人生的秋天,或许因为年龄的关系而矜持,或许因为阅尽人间沧桑而超然物外,对感情能够做到宠辱不惊。我真的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老人,他们在晚年对爱情的渴望如火山爆发般的强烈和炽热,她们谈起爱情时是那么的天真、大胆,看来,有的时候我们对老年人的生活判断有点想当然,失之偏颇。她们后来大约意识到我在场她们谈这个话题有些不便,所以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谈起了一种老年舞的跳法,我便知趣地赶紧起身,把独立的说话空间留给她们。我想这一代老人在年轻的时代,是中国人谈“情”色变的年代,她们的情感生活是封闭的。如今这禁锢已经解除,她们当然要在最后的时刻善待自己的情感了。

2001年7月9日

前些天气温达到了三十七度,真正是热浪滚滚。不过刚才下了一场暴雨,把先前的沉闷一扫而空。由于很久没有呼吸到如此新鲜的空气了,所以雨后就站在阳台上贪馋的深呼吸。不然到了明天,形形色色的商贩一出现在楼下,烧烤店的生意一开张,就别想有丝毫好空气可呼吸了。我觉得政府应该坚决取缔居民区内的烧烤店,它实在是太污染环境了。

今年的雷声实在是比较厉害,它能够把窗户震得哐哐地响。

2001年7月10日

吴小中来哈尔滨为《读书时间》的作家自述拍节目。中午时与阿成、元波几个人在一家火锅城吃饭。元波是吴小中的好朋友,他在饭间说他快结婚了,我们就赶紧审问他,新娘何许人也?他很羞涩地告诉我们,是《新闻夜航》的主持人郑丽。我和阿成都看过这个节目,记得主持人的样子,我们就说元波眼力不错。我印象中的这位主持人,看上去很温柔,但又不失大方,气质不错。元波说他结婚时一定请我们喝喜酒。

为了找一片有些原野气息的谈话环境,吴小中让司机带着我们开车去寻找,我们去了江北的太阳岛公园,吴小中说这公园司空见惯,没特点,于是又折回来,在公路大桥附近找到一片草地,在那里拍了起来。那草地荒得不成样子,未到秋天,竟已枯黄了,而且,草地里到处飞舞着蝗虫,我就在这里讲文学,觉得有些滑稽。看来文学面临的环境就是如此糟糕,它荒凉而又寂寥。

在镜头前谈创作,总是不如写作时来得自如和舒畅。所以有些东西一谈就变了味。而埋藏在心底的东西,它却纯洁和美好。

2001年7月12日

去大连一周。是《当代作家评论》的林建法和庄河市委联合举行的一次活动。在大连机场,遇见了徐小斌、王必胜和潘凯雄。小斌一见了我就聊足球,她预言中国队这次“有戏”了,因为我们抽了一支上上签。

我们这次去的是庄河市旁边的冰峪风景区。它距离大连大约有两百公里。面包车快近庄河时,不知怎的坏了,刚好庄河市委来了几辆小车前来迎接,我和王必胜、潘凯雄就先行上了一辆小车。车还未开,市委副书记就把他的司机派到后座上,他自己亲自驾车,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我免不了要提心吊胆的。我早已听说,现在的领导干部很喜欢自己开车,这也是一种时尚吧,“玩车”的成分占了上风。不过车还未到冰峪,我就把他“请”了下来,我开玩笑说后座上坐着《人民日报》的部主任和经济日报出版社的总编辑,他们的安全比我重要。王必胜和潘凯雄就笑。我还说书记工作了一天很辛苦,应该休息一下,由司机来开比较好。他似乎有些怏怏不快地停下车换司机来开,不过他连说他驾车技术不错。到了冰峪,王必胜和潘凯雄才说我做得对,他们也不想让他开车,只是不好意思说。而我觉得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因为出门游玩的第一要素就是安全。

冰峪拥有奇特的假熔岩地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原始赤松林。进入风景区,要先乘船经过一片青山夹峙的湖。也许是傍晚的缘故,我最初进入冰峪,觉得它无限的神奇和俊美。一栋栋别墅就建在山下的湖畔。风景区到了夜晚灯火辉煌的。这灯火的颜色有些怯,除了红的,就是绿的,有点煞风景。冰峪的自然环境不错,英纳河贯穿着风景区,植被丰厚。这里空气清新,的确是度假的一个好去处。可惜在那里只住了三天。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觉得冰峪把自己称为“北方的小桂林”欠妥,第一没有突出自己景区的特点,再一个给人“拾人牙慧”之感。其实冰峪虽然在整体风光上不及桂林风光妖娆,但它有桂林没有的优势,那就是清幽。现代人在旅游的选择上是越来越看中环境的清幽的。我们在座谈会上给他们提了一大堆的建议,我想这些建议没准有被采纳的呢。

从大连一回来,我的手机就被偷了。当时我去南岗的报刊门市部,在那里看到新出刊的《大家》杂志,上面刚好有我新发表的中篇小说《疯人院的小磨盘》,就买了一本。等我买完刊物出了邮局想看看手机上的时间的时候,才发现包被人拉开,手机不见了。幸亏钱包放在另一格里,否则一并会被席卷。邮局门前每天都拥着一些倒卖二手手机的人,我想它们肯定绝大多数是从小偷手里低价搜罗来的,这里简直就是一个“销赃场”,可是执法部门对此却视而不见。我去电信局为手机销号的时候,有几个人也在办理销号业务,他们与我一样,就在商场或者副食商场被人偷了手机,看来这是个专偷手机的团伙。

2001年7月20日

做了一个脑电图,医生说我有轻微的脑供血不足,他说除了休息不良和用脑过度能导致此病外,颈椎病也能引起它的发作。看来我要格外注意了。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哈尔滨这一段太热了,我应该回到老家去,那里的青山绿水也许会让我有好的心情和气色。

2001年7月22日

这次回家极不顺利。26日晚从哈尔滨出来,次日早晨到加格达奇时,火车晚点了近两个小时,没有赶上去古莲的火车,只能滞留在加格达奇。

加格达奇那一天都在下暴雨,很冷,我和小华在家聊天,几乎是闷在家里听了一天的雨声。昨日晨去火车站准备搭乘4071次回塔河,却被告知因暴雨冲袭,火车线有塌方之处,火车停运了,要两三天才能修好。我真想买当日的票再返回哈尔滨。后来黄打电话找了地委车班的人来送我,小侯开车从塔河来迎我,在塔源附近总算会合了。我跟家人开玩笑说:“就像交换人质似的。”铁路虽然塌方了,可是公路并不像传说的那么难走,越野吉普车过那样的水沟实在太轻而易举了。回一次家,足足用掉了两天多的时间,足见这里的闭塞和交通状况的滞后。

今天上午在家收拾屋子,厨房的锅盖已经长毛,冰箱的鸡蛋也长毛了,阳台的一袋米因为被从窗口漏进来的雨水打湿,已经发霉了。我跟黄发了牢骚,嫌他太马虎、太不卫生。也难怪他,我不在家,他都是到妈妈那里去吃饭的,自己根本不开伙。

下午到商店买了衣架和橡皮手套等东西。这里的水冰凉刺骨,不用橡皮手套刷碗是承受不了的。

空气实在是太好了。满眼的绿色。昨天和今天傍晚都到堤坝散步。坝下的河水涨了许多,河中心的浅滩已经被淹没了。我看见水鸟在水面上飞。坝上有放牛的人,可见坝下的几头牛在草丛中游动。还有几个遛鸟的老人,那挂在杨树上的鸟笼里,圈着的多半是画眉,它们冲着夕阳叫得很欢。

夕阳尽了,夜来了。空气透明度实在是好,让人觉得这里的夜晚也是透明的。

2001年7月29日

昨晚未睡好。凌晨一时多起来看张健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现场直播,他成功了。央视此次直播与抚仙湖探秘的直播有所不同,上次是以“物”为主角,即水底世界的发现,而此次则是以人为主,因而更具刺激性。我觉得一切的征服除却体育精神在起作用外,都与人类与自然越来越不和谐有关。其实人类有时未必有鱼聪明,它们每时每刻都在穿越海峡,海峡成为它们赖以活命的温床,而我们是把它当作顽兽来搏斗,这种搏斗最大的胜利只是心理和舆论上的。海峡还是那条海峡,它不会因为人的成功穿越而为你挂上一条花环。但张健的勇气和毅力是可钦佩的。

早晨起来往窗下一望,见河水比昨日涨得还要快,河床越来越阔,水声也愈来愈大了。雨再这么持续下去,大约就要防汛了。不过目前看来它尚无大碍。河一涨水,就有气势了。不似我所看到的松花江,枯瘦得让人看了心里难过。

天很凉,妈妈陪我去塔百买了两件开衫,她很会和小商贩讲价,每件五十元就买下来了。开衫一灰一白,我觉得它们配什么颜色的衣裳都行。这也是两种最容易与人达成和谐的颜色。

昨天在坝上采的一束野菊花开得正盛,它微紫的色调很合我意。

这么好的空气和环境,真的应该写作。

2001年7月30日

嫌厅里的窗纱碍眼,就把它收束起来。本来是一窗的好风景,让窗纱一遮,那山那水都影影绰绰的了,给人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我想窗纱只适宜于城市用,因为窗外永远没有好景致,有了窗纱,你可以多了一层幻想,以为窗外有如临仙境的海市蜃楼。

黑龙江卫视在学生暑假期间放映几部走红的电视剧,我在离开哈尔滨时看了几集《像雾像雨又像风》,今天上午又看了几集,因为临近尾声,大致情节已看懂,无非是一个男人被两个女人爱,一个女人又同时被三个男人爱,所谓甲爱乙,乙爱丙,丁爱乙,丙爱甲,就像连环套,“近亲繁殖”似的,令人不信服,也觉无聊。而且,我发现这类言情剧的结尾总是让一个人成为“植物人”,弄一个幡然醒悟而去爱他的人去呼唤,看来编导对爱情的理解力只能到此为止了。这类剧的走红,我想有赖于剧中一些青春剧偶像演员的出场,他们的表现确实还不错。尤其是女演员变换不定的旗袍,让她们显得风情万种、仪态妖娆,本身就是一道风景。不过它令人想起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张曼玉在剧中几十套旗袍的更换,大约使一些中国导演茅塞顿开。我觉得写这种多角情爱的电视剧,还没有一部能比得上《红楼梦》。当然,我指的可不是那个被拍得惨不忍睹的电视的《红楼梦》,而是小说。想想宝玉、宝钗、黛玉之间的故事,其它的戏都因难逃其窠臼而黯然失色。我不相信爱情可以转移和替代,也不相信感动能使爱情出笼。我觉得爱情就是与自己心理的一场搏斗,你战胜了自己的心理,就会赢得爱情。我还喜欢杜拉斯在《情人》里表达的那种爱情,那是年轻时感觉漫不经心、老年时却觉得难以忘却的爱情,它是一种经历了岁月洗礼而愈显得沉实的爱情。

黄今晚陪省委政研室的人去山上林场调研,晚间不回来,家中只我一人。我开着厅里的灯,看一些虫子附在玻璃窗上,有蚂蚱,但更多的是飞蛾。这些飞蛾只因为窗内的光明就聚集在这里,使我不敢贸然关灯。

2001年7月31日

8月1日,我和黄结婚的纪念日。记得三年前的今天我们结婚,正赶上呼玛河涨水,结婚的当日下午他就上堤坝察看水情去了。

早晨起来望窗外的河,什么也看不清楚,白雾弥漫着,河流隐遁了,平日看得很真切的树木也隐遁了,直到八时左右太阳升得高了,河水和树木才因雾的渐次消散而显露出来。

上午和黄乘车去河岸拍了几张照片,太阳太晒,没敢在岸上流连太久。中午去妈妈那里,一家人聚集在一起包饺子吃。晚间则由我做了几样菜,请姐姐和弟弟全家来吃饭。我们喝了一些酒。饭毕,暮色渐浓,我和黄去坝上散步,见夕阳很好,又拍了几张照片。河水上流泻着些许夕阳,暖融融的。站在河岸,望着对岸的青山,真的有一种“逝者如斯夫”的感觉。

日子说慢很慢,说快就很快。

散步归来,夕阳尽了,西南的天空却仍有一朵橙色的浮云,而东方的天际也出现了淡白的月影。一俟夜深,这淡白的月影就会变成金黄色。

2001年8月1日

这两天早晨起来可见声势浩大的白雾。雾气把山和水都罩在虚幻中,给人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有句老话说“早晨雾沉沉,中午热死人”,果然如此。昨日和今日都热得人透不过气来。

由于晴朗,又快到了月圆时分,月色好得难以形容,这两个夜晚索性就不拉窗帘,我和黄躺在床上看月亮。月光泻进屋子,是柠檬黄色,把屋子照得暖洋洋的。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月亮的容颜是动人的。它因没有蒙垢而光洁灿烂。

姥姥来了。小舅母送她和小龙去呼玛。小龙要去呼玛上学,姥姥算是跟孙子去“陪读”。她年近八十了,看着她旅途奔波,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劝我生个孩子。我跟她说,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听姥姥的,就这件事不行。姥姥比以往要瘦,但仍是那么干净、利落。

但愿明天能落些雨,把这两天的燥热之气席卷一空。

2001年8月3日

呼玛河的上游一旦不下雨,河水就瘦下来了。我和黄在傍晚时沿着河岸走,寻到一处风景不错的地方。那是河流转弯处,能看到河的背后一叠又一叠的青山。河岸一侧的庄稼地旁的草丛既有野玫瑰在悄悄地开,也有马林果的红果子透出甜香气。黄为我拍了不少照片,可惜蚊子太凶,没敢在河畔过分流连。

姥姥已去呼玛,弟弟送她回来时说,姥姥在汽车上有些不舒服,她毕竟是快八十岁的人了,怎能禁得起旅途的颠簸呢?

这一段中国的事故频频发生,小煤矿爆炸,山体滑坡,如今广西南丹又惊爆一起被当地政府封锁了半月之久的事故,死亡人数在八十人左右,听起来真是恐怖极了。在广东,劣质的发霉大米被深加工后大批流入市场。在这样危机四伏的生活中,人真的是如履薄冰。

2001年8月5日

一立秋,风就明显地凉了。早晨还未起床,就听见风呼呼地叫,把窗棂震得直响。拉开窗帘后,只见河岸的树左摇右摆着,看上去就像醉了似的。

立秋吃包子,妈妈包了素馅包子,可惜咸了一些。人都说这天吃包子是“抓秋膘”,而如果吃了黄瓜,就会消瘦一年。倘真如此的话,肥胖者会在今天把货架上的黄瓜抢购一空。

晚上出去散步时觉得很凉,完全可以穿薄绒衣了。夏天在大兴安岭总是一闪即逝。

2001年8月7日

去依西肯乡。

我已经去过那里两次,很喜欢那里的民情和风光。这个乡就是个大农庄,在黑龙江畔,对岸就是俄罗斯。它一共有五个村落,这几个村子居住的都是农户。我们驱车去了最远的五村,它原先只有十九户人家,现在因为一些家庭的子女结婚后分出去单过,另立门户,已有二十几户人家。小村子宁静优美,一派旖旎的田园风光。我们在村支书家坐了一会。他家养了二十多头牛,几头猪,几十只鸡,还有猫和狗,简直就是一个“动物世界”。他们那里晚上没电,人们在农田劳作一天后,吃过饭也就歇息了。这种日子辛苦、朴素而又富足。今年江畔的小麦和黄豆大丰收,麦子已经黄熟,再有半个月就可以收割了。昨天,我还在草丛中看见了两只鹤,它们飞起来的姿态很美。什么叫“风景如画”?那就是。依西肯的香瓜甜而脆,跟蜜罐一样。在五村,还见到一位师范学校毕业的女学生,她很爽快明朗,她毕业回家后,每天还要出去打草、侍弄黄豆地。我问她在学校一个月得用多少生活费?她说一百五十元就够了。她说她省吃俭用。这里她父亲插言说,她每个假期回来,都给她多带几罐咸菜,让她当菜吃。我觉得贫穷确实可以改造人,她是那么明媚健康,就是个阳光女孩,让人对她有了牵挂和好感。

江畔入夜时蚊子很多。昨晚我时睡时醒,仿佛被那里的清风明月给惊扰了。

2001年8月11日

也许是因为去乡里吃香瓜和苞米不卫生的缘故,回来的当天晚上,胃就剧痛了一夜,次日拉肚子,整整折腾了两天,弄得人浑身没一点力气。现在低烧退了,肚子也不闹了,今晨起来时才觉清爽一些。

在乡里拍的照片冲印出来一卷,那么美的风景,被洗得极糟糕,色彩失真不说,照片上到处是白点,这里的彩扩点的质量实在是太差了,幸而没有把全部胶卷拿去冲洗。

2001年8月14日

黄到漠河开会,这几天就我独自在家,很清净,可以睡懒觉,可以酣畅淋漓地写作,还可以独自把青山看。一个人看窗外的青山,青山就仿佛都是我的了。

《焦点访谈》报道假的医疗器械在市面上流通,看了令人胆寒。我们是个法制国家,可是人们往往是有法不依,除却利欲熏心的缘故外,整个国民文化素质低下也是一个因素。

2001年8月16日

赵琳随省交通厅的人来大兴安岭考察工作,我陪她到十八站和呼玛去了两天。十八站是古黄金驿站,是个老林业局,它不大,但周围环境不错。赵琳把三十年前与她一起在老局工作的朋友们请来了。他们大都年过半百,听他们忆往昔,颇多感慨。在呼玛,我见到了刘君,她比上学时显得要柔美多了,十七年未见,她依然是快人快语,不善掩饰,我们谈到了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孟玮。刘君说,孟玮去了上海后,凭着自己的实力,已经到一个重点高中工作,她是在几千人只录用几名教师的竞争中考取的,我真的为她高兴。在刘君家还见到了李红,她倒是与中学时比没什么大变化,似乎更瘦了一些。她刚参加完大兴安岭师范学校三十周年的校庆回来,她给我讲某某同学胖了,某某又瘦了,某某和某某的婚姻出现了危机等。这次校庆我没回去,看到侯振山带回来的纪念册,见到了学校“群芳谱”的人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官员,照片的次序是由厅局级到正处级再到副处和正科级,几乎没有业务上的人选,看了真让人不是滋味。原来官场的那一套已经渗透到了应该讲究学术氛围的学校,这样的校庆不去参加,没有任何可遗憾的地方。而且,在这些老同学中,我最想见的,似乎只有一个孟玮了。

呼玛是一个沿江小城,对岸就是俄罗斯。这个小城很清寂,风景优美,水土很好,所以呼玛姑娘的皮肤都出奇地好。

从呼玛归来的路上,我们从白银那岔过去,到三合站去。这是我三四岁时住过的地方,对它没有丝毫的记忆。黄刚有点学会开车,从白银那到三合站的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就由他来驾驶。反正那路没有其他的车,又比较平坦,所以黄开得比较得心应手。他在偶尔错过一辆四轮车的时候,总要给人家按一下喇叭,而驾驶四轮车的农民都用怪异的眼神看我们的车,我便取笑他。

三合站只是一个村子,不足百户人家。它的房屋以木刻楞为主,居民多以打鱼为生。我进得一户农家,见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衣衫破烂,家徒四壁,坐在一块木板上,望着他家菜园尽头苍茫的黑龙江水。我跟他说起我三四岁时在此住过,他便询问我的父母叫什么名字?当我报上名字后,他摇了摇头。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妈妈当年属于林业的人,他们住在农庄后面的山上,较少与村子里的人来往。这老汉对我说,他是攻打四平时的老战士,他在负伤时断了三根肋骨,丢了半叶肺,如今他的肺部还有两片弹片未取出来。他说“文革”时他挨批斗,揍他的人说,别人打江山都成烈士了,你能活着回来,肯定是个逃兵!老人说到此气得直哆嗦。他说如今政府只给他每月一百多元的补助,他连饭都不够吃,前两天刚赊了一袋米回来。这时老人的儿媳妇也插话,她埋怨老人这种状况无人关照,前两年也有记者来采访,走后也是不了了之。我觉得很悲凉,一个打江山的人是不该落得如此下场的,尤其是与我们这些年轻人相比。我给了他一点钱,他坚决不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我说:“这只是让你买袋米吃的钱”,他这才眼泪汪汪地收下。

午餐我们是在黑龙江畔吃的。看着我童年生活的场景,嗅着这古朴而又贫穷的生活气息,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千般的感慨,万种的辛酸。

2001年8月27日

天气晴朗极了。

昨天陪妈妈去做脑电图,我也顺便看了一下,才知道脑供血仍然不太好,看来要注意休息和调养,回哈尔滨要治疗一下了。

黄要去哈尔滨开会,所以今天随他一起走。我把旅行袋装上蘑菇、自己做的柿酱和鱼干,在城市食用这些纯天然的食品,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回来了一个月,日子过得真快。在这里,我只写了一个短篇,大多的时间在玩。青山绿水滋养人,但它有时也教人懒惰。我想一回哈尔滨,肯定会想念这里。再过半个月,这里的山将被霜染成五颜六色的,要是能赶上看“五花山”,那该多好啊。

2001年8月29日

回到哈尔滨。这里的气温还在三十度以上,很热,不过已不是盛夏的那种酷热,能忍受,可以不开空调了。

吊兰因严重缺水而奄奄一息,我给它先喂了少许的水,然后再逐渐把它浇透,如今花叶又呈现生机,颜色鲜亮起来了。

去省医院重新复查了一遍,医生说我的脑供血并无大碍,用不着大惊小怪。

昨天陪黄去和平村宾馆做会议报到,回来沿着马家沟河的堤坝走,走得我直恶心。那河水被垃圾堵塞着,臭气熏天,而且堤坝上到处是屎,绿头苍蝇横飞,实在令人毛发直立。这河就从中山路、奋斗路的市中心地带横穿而过,实在是大煞风景。

买了一颗黑珍珠项链,很喜欢它。穿深色衣服时,它与衣服会达成和谐,相得益彰;而穿浅色衣服时,这颗黑珍珠就是雪山上的一朵云霞,异乎寻常地灿烂。

2001年9月2日

在中山路的文化宫看了《珍珠港》。这是美国的又一部大制作的片子。应该承认,它是好看的,尤其是在战争场景的拍摄上。不过,它的故事又是极其落入俗套的,两个男人同时爱上一个女人,而一个男人在执行飞行任务时失事,人们以为他已经死去。当这女人和另一个男人热恋时,那男人又起死回生。为了解决爱情上必须一对一的矛盾,编剧和导演只能让一个男人死去。看来,西方人也解决不了人的情感所面临的道德问题,只能借助上帝赐予我们的“意外事故”——死亡。其实死亡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把问题的解决简单化了,对人情感的复杂化的揭示,也就被编导轻轻地掠过去了。比起《廊桥遗梦》,《珍珠港》对情感的处理更显得苍白。

在对二战题材的涉猎上,意大利新出了一部片子《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是托纳多雷导演的。我觉得这部片子切入的角度比较好,写一个少年在战争中爱上一个丈夫远征、独自守在西西里岛的美艳女人。战争摧毁的不仅是一对成年人的爱情,还有一个少年童贞的爱情。影片的摄影和音乐都很美,只是它在形式上流于夸张。

战争永无终结,对战争的记忆也就不会消失。我们的故事,注定与战争有着难分难解的情缘。

2001年9月9日

去北京参加中日女作家文学研讨会。11日抵达的那天晚上,我正和方方在房间闲谈,我们的手机几乎是同时响了,我们不同的朋友通告的都是相同的内容:美国的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遭到袭击了!

我们住在好苑建国商务酒店,刚好能看到CNN和凤凰卫视。两家电视台都在第一时间现场报道此次惨剧。原来几架飞机几乎同时遭到劫持,先后撞向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双姊妹”楼相继倒塌。恐怖主义分子在新世纪初的这次骇人听闻的行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让人以为上演的是一部惊险、刺激的战争大片。那一瞬间,我和方方几乎都不能相信这是事实。我们看直播看到凌晨,所以在次日的中日女作家会议上有些无精打采的。

从两整天的发言来看,日本女作家似乎更关注“性意识”——男女之爱、同性恋等,而中国女作家所关注的领域似乎更宽泛一些。我觉得林白的发言最好,坦诚、不故做姿态,很有见地。有天晚饭我和方方出去吃饭,把她忘记了,她找不到我们,第二天见到我时竟气得眼泪汪汪的。林白在某种时刻像小女孩一样敏感和可爱。徐坤瘦了许多,不知是不是读博士累的。

黄健翔因为一场足球解说的“情绪化”而遭到球迷和媒体的指责,我觉得这种指责失之偏颇,米卢在那场比赛的用人确实不很理想。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算做安慰吧。我觉得如果因为一场球的解说不尽如人意而“封杀”他,实在过于苛刻和残忍。他如果像其他解说员一样说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也许就没有今天的麻烦了。

世贸大厦的废墟正在清理,关于文学的研讨会也已结束。我回到哈尔滨时,这里已经要穿薄绒衣了。世界越来越不安定,这使人在和平年代仍然心怀恐惧。如果是本·拉登干的,那么阿富汗的百姓可能就要有灾祸了。恐怖分子不放过美国,美国更不会放过恐怖主义分子的。战争就像布满了天空的浓云,只要有闪电击穿它,就会落下倾盆大雨。而真正被雨水濡湿的,不会是决策者,受难的永远都是老百姓。

2001年9月18日

去浙江一周。

一下飞机,是老同学鬼子在萧山机场接的我。他也来参加鲁迅文学奖的颁奖活动。这几年,他一直在北京给张艺谋和陈凯歌写剧本,挣了许多钱。

由于正赶上李敬泽、鬼子和何向阳给杭州文学院的学员上课,所以洪治纲也让我去给学员上课。因不便推辞,就和学员搞了一个座谈。我觉得正经八百地谈创作,似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

在杭州的两天玩得开心。最值得回忆的是去灵隐寺烧香,那里有一个五百罗汉殿,值得一拜。若要把每一尊罗汉像都仔细看过,起码要用半天的时间。游西湖的时候,李师东也从北京赶来,于是游湖的队伍又扩大了。我觉得白天的西湖没有夜晚时有情调,晚上坐在湖畔的茶楼喝茶,看窗外夜下的西湖,别有一番情调。在杭州,尤其是在西湖畔,完全可以不必吃晚饭而直接喝茶,因为茶楼的茶点实在丰富。我印象最深的,是碧青的莲蓬。从那莲蓬里抠出一粒粒新鲜的莲子来直接食用,啜几口清茶,实在是清爽。以往我只是在南京的玄武湖畔吃过莲蓬。想来做一个南方人真不错,一年四季都有新鲜果品和菜蔬可以吃,而北方一到了十月,大地可以说是一片荒凉,你看不到一点鲜润的颜色。我们一行人对洪治纲说,要是我们生活在杭州,干脆就不写作了,每天在湖边散散步,喝喝茶,读读闲书,岂不快哉!

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地点设在绍兴。在绍兴,我见到了因翻译我的小说《秧歌》而获得文学翻译彩虹奖的董纯女士。她专程从巴黎赶来。我们通过信和电话,我以为她是个老太太,因为别人介绍她已经有六十了。谁知她看上去也就四十多岁的样子,很文静,我想这可能是巴黎的空气使她显得格外年轻的缘故。她带着她的妹妹一起来的绍兴。

在绍兴的三天,我们参观了沈园、鲁迅故居等地方,还听了一场现代味十足的“社戏”。晚上的时候,我们几位朋友凑在一起,到大排档去。大排档的生意一般在晚上八九点开张,一直持续到凌晨。我们在那里喝黄酒,吃各色小炒,十分快乐。感觉比在咸亨大酒店吃饭要来得有滋味。绍兴还保存了一些极具特色的老街,沿着护城河走,能看到层层叠叠的古建筑,很多房子的外表保持着原貌,内部却做了现代的装修,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2001年9月25日

气温骤降,室内没有来暖气,只好先用电暖炉来取暖。

在阴沉沉的上午,我陷在矮沙发里,靠着暖炉,看完了图文并茂的《遥远的纳米比亚》。

这本书还是十一长假时上大庆的三联书店所购的。

在这一个上午的时间里,纳米比亚现代化的城市和原始部落的景象交替着出现在我面前。那成千上万只的火烈鸟和在海角礁石上蠕动着的数万只正在生产的海豹,都给我带来了震撼。我仿佛听见了火烈鸟掠过空中时所带来的风的回声,嗅到了海豹生产时所散发出的血腥气。那温和而庞大的站在浅水中饮水的大象、奔跑着的长颈鹿等动物,它们都与纳米比亚这片纯净的土地是那么的和谐。

黑姆巴斯这个原始部落的女人们看上去简直就是一尊尊泥塑,她们把自己涂成棕红色,皮肤闪着健康而诱人的光泽,赤身裸体的,给人一种格外明媚的感觉。她们的身体,就是身体本身。不像知识女性,身体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知识的身体,缺乏活力。浸润和滋养着这些黑姆巴斯女人的身体的,就是非洲的阳光、雨露、风、男人的爱抚——这是些质感而又单纯美好的东西。她们缺乏文化的点拨,也许正因如此,她们才保持了人类天性的纯朴、善良和美好。文明其实就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把野蛮和愚昧修理得无比光滑的时候,也把掺杂其中的一些粗糙而又值得人类永久拥抱的美好事物给无情地磨蚀掉了。

书中的许多幅照片看上去就像油画。尤其是一个黑人妇女坐在一堆鲜艳的布娃娃中间的照片,使我联想到劳特雷克的画,是那种浓艳到极至的雅,是那种醉到深处的清醒。

人类文明的进程,很像是把一匹野马牵进城里,它变得格外温驯之后,其野性之美也丧失殆尽。

2001年10月5日黄来哈尔滨过中秋。2号的时候我们去大庆看他父亲。我很奇怪,我每次去大庆,回来总要生场病,这次当然也不例外。也许是着了凉的缘故,一从那里回来,我就胃肠感冒,恶心,怕冷,吃不下东西,足足折腾了四五天。等十一长假一结束,黄赶回故乡上班,家中又剩下我一人时,病也就好了。这样我又能做点事情了。

方方打来电话,说是《羊城晚报》约她写一篇有关足球的文章,她问我为什么米卢能够把中国队带到世界杯,而同是外籍教练的霍顿和施拉普纳却不行?我告诉她,因为霍顿和施拉普纳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而米卢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他了解我们这个社会体制下的骨子里的东西,在情感上与我们有天然的亲近感。方方笑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说,看来还是社会主义好啊。

其实7日晚那场中国队战平阿曼就能出线的比赛,虽然中国赢了,但打得一点也不好看。它实在是太平淡了。中国队能有如此好的成绩,不能不说与抽得一支上上签有关。假使我们和伊朗、伊拉克中的任何一支去交锋,相信都会有苦头吃。尤其是伊朗这样的队,打起来绝不那么容易。但得承认,米卢是个有脑子的教练,他有丰富的执教大赛的经验,而且用人上常出“怪棋”,而这些棋子都为他收到了成效。虽然我们提前两轮进入了世界杯的决赛圈,但我仍然认为,中国队与日本、韩国、伊朗没法相提并论,它只是亚洲的一支二流球队,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2001年10月10日

美国对阿富汗的空袭已经持续了一周了。我看了一个有趣报道,说是布什总统用价值二百万美元的导弹,去摧毁一个价值十美元的帐篷,问这是否值得?


世贸大厦的废墟仍在清理之中,而新的战争废墟正在阿富汗诞生。打击恐怖主义分子谁都会拥护,问题是,那些阿富汗难民谁来管?总是由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么?政治和战争都是血腥的,这样的战争会持续多久?布什说这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它可能要持续几年。

截止到今天,美国已经发现了九例炭疽病的感染者,如果它确是恐怖主义分子所为的话,战争这样继续下去,也许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和平,在当下这个世界完全就成了谎言。

2001年10月14日

责任编校 傅百龄

 

 

2002年 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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