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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苏阳式的聒噪

秦朝晖

    我生在长在偏远的辽西。这个地方,十年里九旱一涝;这个地方,一年刮两次风,每次刮六个月。这是一块经济和文化都还欠发达的地区,这里需要外面世界送来物质和精神的和风细雨。当然,这个地方也不乏热爱和痴迷文学的人,我就是其中一个。作为一名爱文学爱了二十余年的“老文学青年”,为了进一步沐浴外面文学世界的阳光雨露,为了呼吸到中国文坛的清新空气,为了倾听到让我心动的良知之声,我用少抽两条劣等香烟的钱,自费订阅了2001年度的“一本努力表达文坛民意的刊物”——《文学自由谈》。带着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心情,我走进了这块“自由谈文学”的圣地,果然是非同凡响,文坛逐鹿,群雄并起,好一个“沙场秋点兵”的万千气象。

在《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1期上,便读到了韩石山的《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王英琦的《呼吁文坛公道》、胡艺珊的《高贵的萨特》等开眼界的激情文字,便读到了张炜的《做什么,不做什么》,那份笃定中的清醒,让我顿生羡慕。第1期的《文学自由谈》读过,便期待着第2期第3期的到来,我想找那份久违的先读为快的感觉。

收到第2期《文学自由谈》的日子是2001年4月14日,难得是双休日的空闲,我便一路读了下来。读李国文的“特约”稿《蔡邕之死》,果然是名家之笔,旁征博引,嬉笑怒骂,文中借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所云:“天下唯同类可畏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轨耳”,实乃醒世灼见,令人三思。读李光忠的《“大师”应与小气绝缘》,叫板“大师”,丝丝入扣,虽留有可商榷之处,但不失为知情者的一家坦诚之言。当我读完苏阳的《一群相互抚摸的人》和《一个与蒙昧纠缠的人》后,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两篇文章很“特别”很有“锐气”,于是重读,让我重新读出了心惊肉跳。在第二篇中,除“柯云路真是太牛×了,牛×得登峰造极无以复加”这句话看着刺眼外,其余尚可一览。因为苏阳的《一群相互抚摸的人》是上了第2期《文学自由谈》要目的“重头戏”,我便对这篇苏文刮目相看起来。我想通过这篇“奇文”的赏析,谈一些一个偏远地区读者的读后感,并以此来“请教”苏阳君,请教文坛同道。

首先,苏阳的《一群相互抚摸的人》有两处“起了病变”的内伤。第一处是他的“虎头”,原文如下:

“耻辱者”摩罗写过一篇捧钱理群的文章,名字叫《半佛半魔钱理群》,发表在《××××》的杂志上。这杂志不是弱智就是有病,那种不三不四的文章也给发表,还收进什么“获奖作品选”里头,真是不嫌丢人。

细读上面的文字,苏阳用一个“捧”字,一篇文章,一本没有名字的杂志,就先入为主地将摩罗和钱理群法官般拧在了一起,这还不算,苏阳认为,这本“叫做《××××》杂志”因发了一篇文章,它“不是弱智就是有病”,这顶武断的大帽子判在了哪家杂志呢?读者是不需要知道的,读者只需要知道,摩罗写了一篇名字叫《半佛半魔钱理群》的“不三不四的文章”,发表在《××××》杂志上,还“不嫌丢人”地被“收进什么‘获奖作品选’里头”就可以了。苏阳用不足百字的开头,很有条理地“宣读”了一份极具“杀伤力”的“审判书”,我不知是谁给了苏阳如此巨大的“勇气”,如此轻率而禁不起推敲的文字,其后果苏阳想到过吗?请苏阳扪心自问。

在这里,我愿为苏阳的“虎头”做一点补充说明。苏阳所说的“耻辱者”摩罗,曾出版过《耻辱者手记——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生命体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这是“‘耻辱者’摩罗”的来源。摩罗的《半佛半魔钱理群》的文章,不是发表在《××××》杂志上,而是发在吉林省文联主办的“全国中文社科中心期刊”《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上,摩罗的文章是这期《文艺争鸣》中“当代批评家论钱理群专辑”的四篇文章的中的一篇,刊于11页至14页。苏阳所说的“获奖作品选”,应该是“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列之一种——《世纪论语——〈文艺争鸣〉获奖作品选》。

从上面的赏析中,我读出了苏阳为文的第一处“内伤”:轻率与轻浮,还有一点不负责的信口开河。

再看苏阳《一群相互抚摸的人》的豹尾:

钱理群是一个学者。我历来敬重有学问的人。读了他给摩罗写的序言,我发现钱理群确实有学问。前不久,“长江读书奖”评选揭晓,听说身为评委的钱理群居然“同意”自己的文章获奖。我便更加觉得他有学问。由此,我就愈发敬重钱理群先生了。

如果说苏阳的“虎头”用的是“开门见山”的笔法,他的“豹尾”用确实是堪称“经典”的藏而不露的曲笔。虽久居偏地,文坛的事我还是知道一点的。苏阳所说的“长江读书奖”是由三联书店《读书》杂志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共同创意举办的,2000年的评奖是首届“长江读书奖”的评奖,关于这次评奖的详情登在2000年第12期《读书》杂志上,这次“长江读书奖”包括两个部分:著作奖和文章奖。钱理群是“长江读书奖”的推荐委员这是没错的,他还是从推荐委员中产生的15名“专家著作奖评审委员”之一。钱理群所获的是“文章奖”,他获奖的文章是《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载《读书》1998年5月号),如果钱理群是“文章奖评审委员”的话,苏阳指出的“身为评委的钱理群居然‘同意’自己的文章获奖”是成立的,可惜苏阳的“听说”是不成立的,钱理群的获奖不仅没有违背“长江读书奖”的章程,而且他的获奖是对他的学问的肯定。在苏阳百余字的“豹尾”中,他用捕风捉影的“听说”,便给“一个学者”的钱理群设置了“人格的陷阱”,苏阳的从“敬重”到“愈发敬重”,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让人颇可玩味的。

苏阳用他“听说”来的一盆污水,不分青红皂白地泼向了他“敬重”的“钱理群先生”,苏阳“敬重有学问的人”的表白,除了让我从他乱泼的污水中发现了几丝龌龊之外,余下的只有我对苏阳之“学问”的惊愕!

从苏阳“豹尾”中的“曲笔”来看,苏阳的第二处“内伤”是:道听途说,亵渎学问。

我和苏阳素昧平生,此前也未曾读过他别的大作,纵览《一群相互抚摸的人》的全文,本想赏析完他的“虎头”和“豹尾”,便就此打住,无奈苏阳的文字“魔力”太大,又把我吸进了他的“猪肚”之中,为窥苏文全貌,在评头品足之后,我只好再向他惨不忍堵的“猪肚”开上几刀。

在苏阳的“猪肚”中,引起他“强烈不满”的核心是两篇文章,其一是上面提过的摩罗的《半佛半魔钱理群》,其二是钱理群的《“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需要说明的是,钱理群的这篇文章是为摩罗《耻辱者手记》一书中写的序言。因为这两篇文章,苏阳认定摩罗是“献媚者”,钱理群因是“一个教授、学者、博导”,“居然把一个献媚者的胡言乱语当了真,还要来一番‘唱和’,与献媚者互媚,简直不可理喻”(苏阳语),钱理群因一篇“序言”被苏阳认定为“互媚者”。为了完成对“互媚者”摩罗和钱理群的“穷追猛打”,苏阳不惜绕开有理有据的学理分析,不惜冲突为文者的伦理底线,写下了两段“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苏式“语录”:

先看献媚者摩罗的“献媚书”——《半佛半魔钱理群》。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见过的最露骨,最肉麻,最低俗,最下贱的一篇“学术”文章。

再看钱理群的“互媚书”——《“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他说你是(笔者注:他——指摩罗,你——指钱理群)“四只眼睛”,你就说他是“精神界战士”;他说你是“半佛半魔”,你就说他是“杰出代表”。这也太俗了吧?老百姓互拍马屁还要讲究个方式,何况是两个知识分子?怎么连点起马(笔者注:此“马”非“起码”的“码”,请苏阳下次改正为盼)的策略都不讲?既让人皮肉发麻,又让人倒牙,三天三夜都缓不过劲儿来。一个“半佛半魔”,你又如何呢?说不定你就会称摩罗是“里程碑”了。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最无所顾忌,最缺乏理性,最离谱,最轻率的“学者”文章。

请读者原谅我援引的苏式“语录”长了一点,我是想把苏阳的“精髓”展示得更加“原汁原味”一些,以便让大家领略苏阳的“顾忌与理性”、“离谱与轻率”。呜呼,“最”不离口的苏阳君!

不是说摩罗不可批判,不是说钱理群不可以批评,伏尔泰的那句名言“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想来苏阳是听说过的。问题是苏阳在没提炼出自己的观点之前,就匆忙上阵了,为逞一时的口舌之快,用他的五分肤浅、四分轻慢、十分的含沙射影,完成了一篇十分拙劣的文章。因为苏阳的这篇《一群相互抚摸的人》的“典范性”,我把这篇文章看成是“苏阳式的聒噪”。所谓聒噪,乃声音杂乱,吵闹,使人厌烦。之所以要大喝一声“警惕”,除了想表达一个“乡下人”的看法之外,还想让一些改头换面的聒噪者们,以苏阳为戒。

我不知“一本有众多大知识分子与众多小知识分子自费订阅”的《文学自由谈》的读者们,在读了苏阳《一群相互抚摸的人》一文的感想如何?在我完成了对苏文的“赏析”过后,我的心情并没有放松下来。作为一名边远地区的普通知识分子,我还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伤害。我无法理清这种伤害的来龙去脉,它除了让我感到隐隐作痛之外,我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回击这种伤害。即使找到了,于我心中也是一种因受伤而遗忘的伤痕。苏阳用他的方式,完成了他“批评的自由”,但他忘记了一个人在“享受自由”时所负有的责任,一个知识分子基本的操守与良知。摩罗能否真正成为“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者,当然不能由钱理群一个人决定,摩罗的“思想命题”——咀嚼耻辱,描述耻辱;言说常识,宣示常识——当然需要证伪和时间的检验。如果苏阳拿出了有理有据的批评文字,也是可以让人接受的,遗憾的是苏阳回避了这些,走向了聒噪的歧路。在他的聒噪之中,还搀杂着几丝愤怒与齿寒的“咒骂之音”,这让我想起了卡夫卡说过的一段话:“咒骂是可怕的东西。每一句骂人的话都是对人类最大的发明——语言的破坏。谁骂人,谁就在辱骂灵魂。咒骂就是谋杀仁慈,但一个不会正确地斟酌字句的人也会犯这种谋杀行为,因为说话就是斟酌并明确地加以区分。话语是生与死之间的抉择。”我又想明白了一点问题,我所受的无形的伤害,与苏阳的“话语”有关。

我和钱理群、摩罗也是素昧平生,但读过一些他们的文章。我还想补充说明的是,被苏阳称为“献媚者摩罗”的人,是一位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青年学者,除了《耻辱者手记》的专著外,还有一本《自由的歌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问世,他还写过一篇在文坛上引起很大反响的文章——《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载《东方艺术》1997年第3期)。作家张炜读摩罗这篇文章的感想是:“一个60年代出生的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能有这样的关怀力,足以让人感到希望和振奋。可见精神和思想的历史,总有不绝的继承,古今皆然。……我没写出这样的文章但敬重所有这样的思想者。”

而被苏阳“愈发敬重的钱理群先生”,是一位出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不很年轻的学者,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不仅“醉心于文学史写作的探讨与实践,研究自己的同类——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还著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1948年:天地玄黄》等学术著作,他的随笔集《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1日版),是我认为的“重读之书”。关于钱理群的学问,学术界自有其公论,浅陋的我不敢妄加评说,但他的那篇“长江读书奖·文章奖”的简短获奖致辞,我是喜欢的。冒着被苏阳认定为又一个“献媚者”的危险,让我们听一听钱理群所说的话:

当走上领奖台时,我想起了中国古代哲人的一句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我们确实活得很难,写得艰难。——要承受种种外部的压力,更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

在苦苦挣扎中,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光,你会感到一种生命的暖意。

现在,我正是从参与文章奖评奖的读者、推者、评委,以及今天到会的朋友们这里,感受到了这样的温馨,或许仅有短暂的一瞥,就足以使我感奋不已。

是的,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但我又是怎样的神往于那“相忘于江湖”的境界!——那就是一个永远的梦。

我的话说完了。谢谢大家。

窗外的辽西风刮得正紧。我没有走进风中,我用我的耳朵在倾听着风声。风扬起的细沙敲击着我的门与窗,我把我的目光投向窗外,投向了远处起伏如船的丘陵,投向了丘陵之外更加阔大的外面的世界。我想找到那缕慰藉“生命的暖意”,我渴望看到的是那种发自生命内心深处的“彼此搀扶”,但不是无知者的无畏,不是浅薄文人的聒噪,不是无赖者的谩骂。

作为一名“老文学青年”,作为一名“文学麦田的守望者”,我因受伤而隐痛的心中,还留有一丝天真的设想,那就是想来也还年轻的苏阳君,在几番“苦苦挣扎”过后能够说:“我错

了!我的《一群相互抚摸的人》,曾给别人制造过伤害。”

我真诚地等待着苏阳的真诚的回声,但不是一轮新的聒噪!

2001年5月12日于辽西朝阳

责任编校 马 季

 

2002年 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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