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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陌生的马原

张 英

对一个熟悉现当代文学的文学青年来说,马原不会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这个神秘富有传奇色彩留着大胡子阳刚气十足的男人,居住在离内地很远的西藏,在离天空最近的高原上,写出了一批改变中国文学面貌的作品,给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强劲的冲击,推动了中国小说向前发展。90年代之后,马原离开了让他成名的西藏,回到家乡沈阳,然后,就渐渐看不到他的作品了,只是知道马原首先是下了海,到海南开公司去了,后来又看见他搞电视节目,拉起摄影班子拍《中国文学梦》;后来就渐渐没有了马原的消息,也几乎看不到他的小说,只是在一些电视文艺晚会的节目单上看到马原当撰稿人的消息。2000年夏天,从文坛“消失”快十年的马原在上海重又浮出海面,在同济大学正式做了一名教授,与此同时,他的散文集《两个男人》、《上下都很平坦》也分别由南海出版公司、北岳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0年冬天的一天,我在寒冷的上海街头,费了老大劲才找到马原的家,一片新建的住宅区域,外观非常漂亮。走进屋内,发现房子刚刚装修完,从马原的介绍中看得出,马原对自己的新房子也特别满意。成为了大学教授,作家马原说是满足了自己多年的梦想和虚荣心。应该说,这是一次迟到的谈话,对此马原也有同感(在此之前我们曾在北京见过几次,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时间坐到一起),整个谈话是在断断续续中进行的,其中马原不断接听外界打来的电话,处理各类事情。

环境变了,一切都变了,文学也变了,在江湖上漂泊了多年的马原,在进入宁静的大学校园以后,是否能够在写作上像当年一样给那些喜欢他作品的读者和他搞文学的同行们以惊喜和启发呢?我不知道。

我一直希望当老师

张 英:你为什么会到上海的大学里当老师呢?

马 原:我一直希望当老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我并不是现在才想到当老师。实际上,早在80年代我就在一次大学讲座中说我最羡慕老师。我当老师与我最崇拜的艺术家林散之的影响也有关,林老师做聚徒教授的生存方式也一直是我所倾心的,我也早就特别希望做个他那样的老师。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在小说家中,我读书算很多的,在读书中我参透了很多人生奥秘,也有很多切身的人生经验,胸中积累了很多块垒,我希望通过聚徒授课,把这些块垒释放出去。实际上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做业余老师。我身边一直有许多青年朋友,我与他们既是朋友,也算师生,一聊起来就主要是自己在说,很像高校老师带研究生。我肯定能适应老师这个职业,而且会做个好老师,因为我有兴趣,而只要我感兴趣的事,就一定能做好。我毕竟在大学受过几年教育,基本知道当老师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当老师是小说家比较理想的去处,课程的压力不是很大。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学生年年更换,会给人到中年的我带来新鲜气息。这件事情倒不是时间很长,这件事情可能顺利一点,实际上想当老师这样的想法已经有十几年了,比如说,上海的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和北师大、四川大学,我都联系过,上海的大学这么多,有那么多人都希望能当大学老师,现在我能进同济大学,也是非常幸运的,应该说感谢它收留了我。

张 英:我记得你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个作家的青春期好像最好在一个大学里度过,是吗?马 原:我可能在我的文章里写过。作家就应该在家里或者在大学里工作。我的运气也很好,这些年不管我在哪里,单位的领导对我很宽松,他们一直保留着我的公职,给我好的机会参加职称评选,所以我现在评教授,非常容易。

张 英:但是,现在当一名好的老师也辛苦起来了,学生多了,在国外的一些作家也去大学当老师,教写作,也很辛苦。

马 原:当时有很多老师感到辛苦,因为他们是职业老师,他们的心态比我好,因为老师的主要职务是讲课。当然有具体的工作要求。对我来说,除了讲课,我另外还可以赚取稿费,现在,开课要求不是很高,讲课的压力不大,应该说我们学校院长对我是比较宽容的,讲多少课都能行,就这样,我基本没有讲课的压力,但是当老师肯定是要讲课的,比如我现在常常开一些自行擅长的,也就是扬长避短,这样我个人的时间还是比较充足,跟我当作家的利益根本没有什么冲突的,比在国外的情形还是有区别的。国外总有这样的事情,作家到大学教写作课,这跟中国的情况不是一样的。从全球来看,一个家庭最好的结构是一个人的家里,另一个是在大学里,还一个在机关里面,组成机构,我不是喜欢在家里,这种生活不太喜欢,有机会当老师,其实我挺愿当老师的,也就是满足了我的一个心愿。因为我们是新建的一个学科,现在有很多不完善,我有很多想法很难达到。不是有个叫“聚徒”的感觉吗?聚徒教授是这样的,像林散之,一个非常大的书法家,他一生中都是这种情形都是这样过的:他带了很多弟子,最后都成为了当时的栋梁。我梦想的教学是这样的,可是现在的学校都是这样的,要承受上大课的那种责任,这样的教学还是一个梦想。

张 英:你比今天的教师幸运多了,直接就成教授了,现在要成为教授多困难啊,大学本科读完,再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或者出一本著作,才能成为一个副教授,像你多好啊。

马 原:哪里呀,格非比我幸运多了,他这个时候才三十三岁,我拿一级作家工资的时候,已经四十三岁了。实际上我一直不是这样看的,人活着的就是时间,我是到四十三岁时才拿到正高,他三十三岁时拿到正高。我的生活多磨难,曲折应该更多。现在可以考虑,因为对作家来说各种主要经验来自于生活和经历,一生中充满动荡,还有一种作家一辈子过着安静的生活,把人生的道路都安排好,这实际上形成两种不同的作家,比如苏童和叶兆言,他们都会很像,他们基本上足不出户,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读书,偶尔出门远行,主要时间都呆在书斋里的,但是他们都能够写得非常好。另外一种类型可能是,就像我这样一生中充满动荡,要么写得非常好,要么心情都荡干了,不写什么书,回到生活平淡中间,人的大脑随着心情变化,随遇而安,就这样了。

张 英:在大学里你负责教什么课?

马 原:我先开了两门课,一是“阅读大师”,另一门课是“小说中的哲学”。若有时间,我还准备开文学写作课,讲怎样写小说、剧本。

张 英:主要是讲文本解读,谈作品还是纯粹的理论?

马 原:我主要谈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家对我的创作都形成过一定程度的影响,像美国的海明威、欧·亨利、奥康纳、霍桑、麦尔维尔、克里斯蒂、纪德、雨果,还有一个曾经深刻影响过海明威二十多岁就死了的作家克莱恩,他有一个特别出色的长篇叫《红色英勇勋章》。还有对日本现当代文学影响巨大的芥川龙之介。我基本上没太讲很流行的作家。我最推崇的小说家,像他们的小说实际上都是传奇。我个人最喜欢传奇和推理这两类。有几部书我是必讲的,比方《红字》、《永别了,武器》,海明威的创作里,巅峰之作是《永别了,武器》。我一直不赞成把《丧钟为谁而鸣》或者《老人与海》当作他的巅峰之作。小说需要沉重感需要节制。《丧钟为谁而鸣》写得很铺张,而《永别了,武器》是高度节制的。用一个我不大用的词汇,它更“本真”,更小说。作为一个小说家,可以在《永别了,武器》中学到太多太多的东西了,太高级了。《白鲸》是我特别推崇的小说。尽管《白鲸》讲起来特别困难。还有《好兵帅克》,《好兵帅克》是流浪汉小说在20世纪的一个版本,特别杰出,我觉得它跟《堂·吉诃德》一样伟大。纪德的全部书都写得好,纪德的小说都叫我充满热情。法国总统戴高乐曾经说,当纪德的石棺的石板合上的时候,法国的精神就停止了。听上去有些言过其实,实际是敬佩至极的。

张 英:你怎么把克里斯蒂也和海明威、欧·亨利、奥康纳、麦尔维尔、纪德、雨果放到一起呢?她可是一个通俗作家啊!

马 原:克里斯蒂一直是我特别敬佩的一个作家。克里斯蒂虽然是一个畅销作家,但是一直是我特别敬佩的一个作家,她的书尽管通俗,但通俗里面有一份高级,有一份可能很多知识分子都会体会到的那种优雅。在我心里,与霍桑、麦克维尔相比,她和他们同样伟大,她一点都不逊色。比如读其他推理大家的小说。读多了,我会发现很多很多的破绽,就像下棋,我总是知道他们的破绽在哪里。但是读克里斯蒂,在几十年里,我极少能感觉到明显的败笔和破绽。比方这是一盘棋,结局总是她战胜我。她总是在我的意料之外,给我一份惊喜。其余的推理小说家几乎全做不到。

张 英:还有霍桑,他应该说也是一个通俗小说家,在文学史上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但是你对他也特别推崇,甚至是崇拜了。

马 原:但是他对作家们影响特别大,很多作家特别推崇《红字》,而且认可《红字》的价值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专有,实际上很多大作家都推崇它。你比如,跟霍桑几乎完全是同时代的美国作家,麦尔维尔、亨利·詹姆斯,还有毛姆、海明威、纳博科夫,他们也都著有与《红字》比肩的名著传入后世,但是这些作家不能忘怀《红字》对他们的影响。我记得写《白鲸》的麦尔维尔曾经说过,《红字》还没出版的时候他就说:“霍桑的短篇集《古屋青苔》足以和莎士比亚一比高下,他是我们自己的莎士比亚。”这是一个大作家对霍桑的称道,所以,它是一本奇特的,和以往和以后的传奇小说都不一样的传奇小说。

用我的话说,它的篇幅太过短小,但是涵盖又太辽阔,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它的确如此。一本《红字》你可以读几十年,我就是读了几十年,而且几十年你尚不能穿透它,后来我跟很多人聊天,他们也都说:“专门赶过来听你讲《红字》,就是想,这么一本小说怎么就不能够穿透地阅读它?就希望能在你这儿得到答案,当然,最终你也未必能给我们一个明明确确的答案。”但是,至少有一点,《红字》是特别多义的,它可以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展现在你的眼前。我觉得有两部文学史,有一部文学史是大家习见的文学史,就是文学史家们的文学史。还有另外一部文学史,是作家们的文学史,是作家一直在阅读,是作家要向他的读者推荐的文学史,它跟文学史家的文学史有很大的偏差。

张 英:你是什么时候读到《红字》的?对你的影响怎么会这么大。

马 原:差不多有三十多年了,最初读它的时候年龄很小,当时特别震惊。没有一本书像《红字》叫我寝食不安,因为没有一本书像他这么写,这很奇怪。那时候我就做了我这一生中最初的偷窃,我在图书馆借了这本书,爱不释手,我就把它据为己有了,然后我去说我把书丢了,图书馆公事公办,两倍的书价赔偿,我记得是八毛五一本,我交了一块七毛钱,这本书就成了我的私有财产。后来我中学毕业,下乡当知青,然后又读中专,到工厂当技术工人,后来又考辽宁大学中文系,四年毕业以后去西藏,一晃这么多年,它一直跟着我。我想,跟我最久的东西,除了我的身体器官,就是这本书了,弥足珍贵,这是我作家梦之初的一个偶像。

这是一本只关注人类灵魂的小说,它的主题应该是原罪、信仰、救赎、解脱、升华。《红字》写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圣女的事迹;它写的是什么呢?它写原罪、写仇恨、写阴暗的内心、写信仰、写救赎、写善恶因果;但是《红字》写出了什么?这个一下子就很难归纳了。人之所以为人,与其它生物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人有灵魂了,灵魂这东西一定有点神秘,不然为什么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它一直未被证明过确实存在呢?《红字》写的就是有关灵魂的故事,或者,回到上面的话题,它就写出了灵魂,写出了关于灵魂的许多方面,包括丁梅丝代尔的软弱和优柔寡断,那种所谓灵魂煎熬在别的小说里你很少能看到,写灵魂受煎熬,通常写的人是很难接受的。我相信如果小说这个行当还存在,那么霍桑和他的《红字》必定会一直被作为经典阅读下去。《红字》是一本可以一读再读而不停地读下去的书。

张 英:除此以外,你现在还喜欢哪些作家?

马 原:有些现代作家我特别佩服,像写《第二十二条军规》、《上帝知道》、《出了毛病》的约瑟夫·海勒,是一个智商极高的人,大气磅礴。《美国丽人》是根据他的《出了毛病》改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在世界销了上千万册。他把现代人的困境写得特别生动,是特别大的哲学家。他又不作一点抽象的讨论。海勒的书里全是那种“垂看千古”的句子,东扯西扯,全是扯皮,闹着玩儿。他是黑色幽默的代言人。生活中许多很智慧的寓言都含有黑色幽默的意味。但海勒是专利持有人。而且他是面对整个人类的境遇来幽默。绝对不是面对哪一群落的人。这一点与卡夫卡很像。奇怪的是,海勒一直是个畅销书作家。

有一些小说家,我是从骨子里蔑视的。虽然我的很多朋友很推崇他们。你比方乔伊斯。乔伊斯写得不错,有些东西非常棒,像《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都柏林人》都写得不错。但是《尤利西斯》,我翻了翻,不堪卒读。那是一本跟读者为难的书。这个立意就让我非常反感。故作高深,你有多高深?普通读者都不理解你,非得专家研究你,猜测你。这种出发点非常可笑。如果一个人要做高深状,内心就一定具有一种卑琐和阴暗。

还有一百年后的作家都向她折腰的小女人——简·奥斯汀,专写那些家长里短的,但是妙趣横生。写小说的人要是不佩服简·奥斯汀,他还敢说自己是写小说的吗?她写得太讲究了。

张 英:现在,你的文学观点和以前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对文学的前景非常悲观,这样的结论是基于怎样的认识?

马 原:变化主要是环境的变化带来的,读图时代已经来了。新媒体来了之后,传统媒体的书、报、刊肯定是萎缩。传统作家当年受惠于传统媒体,新媒体诞生以后,他们也必然要受制于新的媒体。我对传统概念上的文学持悲观态度。大家越来越不耐烦了。同时我还说,文学与小说这种东西是百足之虫,不可能一下子死掉。你就是把它的心脏麻醉了掏空了,它的肢体还会长时间地缓慢蠕动,死亡的讯息传到每一个触角可能需非常久的时间。

张 英:你说过,你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这句话从你口中说出来真是让我感到意外,你的说法和很多和你同时代的纯文学作家完全相反,如果可能,你希望自己做怎样的畅销书作家?

马 原:我发现十几年时间里,我一直只读畅销书。在拉萨生活到了后期我越来越觉得前辈作家里大仲马、毛姆他们是最了不起的,包括很畅销的格林童话。我在80年代中期就这么认为。我的大部分纯文学作品都是这之前完成的。畅销作家我喜欢某一类,不喜欢另一类,比方西德尼·谢尔顿,我一点都不喜欢。我觉得他狗屁都不是。像斯蒂芬·金的东西,在我看就是一堆垃圾。我特别特别推崇阿加莎·克里斯蒂。这就能看出我的取向。克里斯蒂更古典主义。稍微有一点古典主义情怀的作家,像阿瑟·黑利。黑利的写作方式很古典主义,几年才写一本书。每一本书要写透一个行业。他的态度、他的立意和出发点,他的结构方式,都很古典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畅销书概念更具古典主义,就是古典主义小说。我不认为古典主义小说会真正过时。因为今天,大仲马、毛姆、柯林斯的书还是在全世界畅行无阻。在大多数书店,还是有《月亮宝石》,有《白衣女人》,有《基度山伯爵》。在40岁之前,我更看重自己的文学创作对历史的影响,看重自己以及自己的作品能不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40岁之后,我更看重能不能拥有更多的读者。我一直特别钦佩拥有广大读者群的作家,外国的如毛姆、大仲马、克里斯蒂,中国的如金庸、琼瑶,我并不喜欢金庸、琼瑶的作品,但我特别惊异他们的作品在汉语世界竟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我希望写出同样为大众喜闻乐见、但又绝对属于我自己的作品。

张 英:你刚才说的都是国外的作家,国内的呢?

马 原:这十几年,我不大敢看活人的东西。80年代中后期,我交了不少同行朋友,看了许多人的东西。这些年基本上没怎么读过周围人的东西。但是对时下畅销的书,我都认真对待,像金庸、琼瑶。不过都没有感到的兴趣所在。他们都差不多。相比较而言,在畅销书作家里头,我比较喜欢王朔。王朔的书我读得比较多。很不幸的是,在关于金庸的讨论里,王朔受到很多指责。公众的指责,我能理解。公众有自己的好恶取向,这无可厚非。我作为一个金庸、王朔的同行,我认为,王朔对金庸的说法是一个行家的说法。

张 英:你已经担任两届网络原创文学奖评委了,你对网络文学有什么看法?

马 原:网上的东西感觉都是相似的。很有名的东西也都幼稚到极点。传统作家基本不在网上竞技、角逐。他们有发表渠道。上网写作的大多没有多少网下的机会。网络写作在传统作家眼里还是有问题,但是传统作家要守住自己那块阵地也不易。

这些年主要做三件事

张 英:这些年基本上见不到你的小说,开始说你去拍电视剧去了,后来又说你做生意去了,你是不是一直在经商?

马 原:我也一直没闲着。这些年里主要做三件事情:写小说,搞话剧,拍电视。十多年里实际上做得最多的还是写小说。但小说写出来的很少,状态不好,大多没有完成。我和朋友一起拉钱自筹自划拍了一部电视剧《中国文学梦》,因为我隐约觉得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我想在世纪之交为这一时期作一总结。这个计划规模很大,采访了一百二十多位80年代的作家,制作成24集的电视专题片《中国文学梦》,投资了一百多万元。《中国文学梦》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80年代中国文学的盛况,对夏衍冰心巴金江曾祺等很多老作家作过访谈,这些作家有的已经去世,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小字辈则有格非、迟子建等。片长共720分钟。我一身兼作制片人、主持人,共花了3~4年时间。可以说,这是一部用电视写成的1979年到1989年的中国文学断代史。这对我来说并不难,难的是资金、技术、市场,这些就不像原先写小说那样得心应手了。我真感觉累,身心都累,但并不后悔,因为人活着就要往前走,就要经历生活的各个方面。拍完电视剧,我又写了三个剧本:《谁能够喜怒哀乐自由》(发表在《大家》2000年第2期上)、《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爱的拒绝》,其中在北京已公映了两个。

张 英:你是不是决定封笔了,老是听你说要写小说,结果计划听了很多,但是,就是没有看见你的新小说出来。

马 原:我还有些不服气,我还觉得我能够写出来好小说,但是有时候又觉得我自己完了,再也不会写小说了,写什么自己都不满意了。

张 英:现在一谈先锋文学,就会谈到你那篇《冈底斯的诱惑》,你是在怎样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马 原:有一年我去青城山玩,到那里以后,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我就在这大雪里面,心里一下子充满激动,糊里糊涂地写了十几天,等我写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我不知道怎么会那样子,写完之后自己也不是特别清晰,在那之前,我的小说还是有头有尾的,那个故事突然变成那么一种很奇特的形态。当时我马上寄给《上海文学》,结果《上海文学》退掉了,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小说手稿又辗转回到《上海文学》,过程挺复杂的,很多人回忆那个小说出来的前前后后都颇多感慨,后来也被说成是先锋小说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张 英:现在写不出小说来,主要原因在哪儿?

马 原:我觉得是离开了西藏,我离开西藏可能是我中断写作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叫《把一切献给党》,是革命作家吴运铎写的,他写小时候他去小煤窑里做工夜里去排队的情形,他说,他去得太早了,结果一个人都没有,他就躺到记账的桌子上睡着了,突然,在梦里他就觉得一下滑入万丈深渊,原来是工头过来把桌子从他身下抽掉了,他一下子落到地上。我觉得我离开西藏那个瞬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受,就是身下一下子被抽空了,这个不是别的,是西藏。因为在以前的信念里边,西藏对我差不多是全部了,它就是我的心理依托,突然把西藏从我身下抽掉了,陷入一种虚空当中,完全不能适应,当然还有其它的问题,比如离婚、工作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我认为是西藏,从1989年离开西藏那一刻起,小说写作就处于一种休眠状态。

张 英:在写作上你觉得天赋重要吗?

马 原:当然了,我如果不谦虚,马原可能是个适合写小说的人,上帝让马原来到这个世界,给马原一点任务的话,赋予他某种禀赋的话,可能是写小说吧——我这么想。我知道,在我写小说的时候,我也很容易走到小说的深处,或者是尽头。不管怎么说,如果小说是一条路或者是一条巷子,它肯定是一条很长的路,一个很深的巷子,能走到尽头的人,相比之下应该是幸运的人。我那时候刚过三十岁,简直可以信手拈来,可以纵横涂抹,可以天马行空,真是特别奇怪。我在80年代中期,就是刚过三十岁的时候,确实达到了随心所欲的那种境地,怎么写怎么都对,那时候,别人可能以为我在做小说家,实际上根本不是,我就觉得,我心里有无穷的能量,个人的状态简直奇怪,简直是妙不可言有如神助。

张 英:今天,小说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马 原:我觉得小说对我与对其他很多人的意义不一样,小说,可以说是我要用一生心血热恋的情人,是我一生的理想和始终不渝的愿望。马原就是小说,小说就是马原,马原就靠写小说活着,起码在精神上来说对我是这样。除了写小说,我几乎没别的事干,也几乎不会干别的事,我平时所读、所写、所谈,都是小说。

张 英:有好多作家和读者说你的作品在退步,比以前差,你怎么看的?

马 原:我完全理解他们的感觉,马原给人留下的前后印象毕竟太不同了,80年代生龙活虎激进叛逆,可35岁以后就一个劲地走下坡路,而且有失重收不住脚的趋势,做派也由早先的先锋态势一转竟变成十足的保守派,任谁看到现在的这个马原都会这样想。我对现在这个写不出小说的马原越来越理解。我清醒地记得这样一件事:80年代,美国垮掉一代的代表诗人金斯·伯格来到中国,但却让中国作家大失所望,因为他们发现金斯·伯格已不是那个富有号召力、煽动性的诗人,而是近乎平庸且低调。当时我也很失望,但现在我理解了金斯·伯格的心境,因而也宽容、理解了自己:人的心态总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

张 英:在北京的时候听说你在写一本长篇小说,是什么题材?

马 原:又放在一边了,最近比较忙。其实我一直在写,虽然不是很顺,一直没有拿出来,因为我一直不愿意写得与以前的一样,不愿意重复自己。可能没有太多的作家,一生总能够跟自己不同。这真是个难题,但是我觉得应该去努力克服。

张 英:你们这一批当年先锋派作家对中国文学所作的贡献,文学史会记住的。

马 原:实际上,我们的写作就是比当时的文学那么超前一点,我不知道中国先锋小说是不是一个流派。我当时想做的,就是在小说上提供一点与众不同新鲜的东西。当时外国文学对我的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不知道我的小说会不会先锋,会不会超前,就那么写了,有了反应我当然很高兴。就是现在也一样,在写作里我也会尽力在作品里提供一点新东西,也希望能够在过去的作品上有所长进。唉,现在只有好的愿望和努力,只能写出来才能够判断好和坏,幸亏时间还很长,我还能再写二三十年,怎么说也能够写些好作品出来吧。

张 英:老是有人说生活比小说更丰富,现在你不写小说,是不是非常痛苦?

马 原: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没有我地球会照样转,事实上,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来讲都是微不足道的,对于地球来言,世界而言,只是一个人是快点还是慢点而已。我觉得这是一种天意,在我四十七年里,每一天都很匆忙,比如说今天应该做的事情我偷懒不做,事实我一天懒也没偷过(这是人生最不允许的),偶尔偷一下懒,因为这几天我突然厌倦,但是活着偷不了懒,我们活着的天数又少了一天。在我写作之后,我觉得我的生命没有小说是不能活的,但是我这十年内,不是就没有写小说,我仍然活着。我想说的是妻子不能没有,孩子可能没有的,这话有点像说胡话了。

张 英:人为什么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文学吧?我觉得你对文学只是强烈热爱而已,像你突然去海南,做其它事情去了,也会有乐趣。我觉得人有很多乐趣,它不仅是文学,可能是你走出了小书斋,然后获得了更广阔的世界。当然,乐趣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也是彼此无法代替的。

马 原:因为你做别的事不能替代的你说的那种快感,你要当一个公司的老板当单位的一把手,后来你发现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你是公职的领导,别人可以很大胆顶撞你。你要是当一个股市老东,其实你很犹豫的,他们可以跟你干可以不跟你们干,但是你当一个小作家,这种事情不可能替代的。实际上,还有一种事情,它像外面有一个墙壁一样的,一个人不可能破壁而出的,你在这写作里,从来不承认有什么东西限制你,你完全不可能想破壁而出,因为完全没有什么壁的东西,完全没有界限,所以说写作的事情不可能在我的生活中真正的消失,真正不再出现的,这实在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需要的那种自由,一个是做上帝的那种快感。

张 英:就说你的现实生活是有很多局限性的,那么在小说里你是绝对自由的,这就是作为一个作家的乐趣。

马 原:对,是这样的。对一般人来说,最大的愿望是两种,一个是皮,一个是毛,皮就是健康,毛就是好心情,绝大多数人信这两条,更多人不会想得更远。我认为幸福不外乎这三点:健康、好心情、飞翔。健康是很幸福的,因为我父亲卧床不起,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健康是太幸福的,健康太重要了,没有好的身体,就无任何精神生活而言了,神智不清有什么精神呢?有健康还有好心情,如果你一时心情不好,你就不愉快。你当官一直想往上爬,但是不能走向你预想最高位置,那么你做其它事情就一直不愉快。

在一般的情况下,因为有好多人知道,有钱也不能带来好心情的,有钱也不能带来健康,能看一流的大夫不代表健康一流,不看大夫是更健康的了,没钱永远不看大夫,那你不需要大夫,那你就是健康的了。第三种是飞翔的感觉,因为在空中你不可能的,因为在很多年前,我和我的好朋友史铁生聊天,他说:“马原你身体是那么好,真的有时候觉得包括你的写作是一种飞翔的状态,可是我只能脚踏实地,因为我身体不好,一辈子只能躺着,不可能飞翔起来。”我当时听了特别难过,他知道写作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他说生活决定写作,因为他对生活的想象和写作的根本首先就是脚踏实地的,他的作品也是这样。从外观来看健康,这话已经说了十几年了,现在我不可能是蹦蹦跳跳的年龄的了,我现在这身体还能继续打球的了,但是不可能有太好的表现了,在球场上追杀的镜头大不如从前的了,但至少我还是健康的,而且还可以飞翔。哪怕是我现在跳离地八十公分了,过去我跳过离地一米六五了,可现在八十公分还是能够飞翔的了,我现在不能越过五米远,但我还能跳三米远了,飞翔的高度哪怕我在退步,但是我还具有飞翔的能力,所以我的生活是这样我的写作也是这样,还是一种飞翔的本质,它就是自由!

张 英:你现从事过很多种职业,无论是做编辑还是给电视节目撰稿写电影话剧,你得觉哪个更自由?

马 原:这几乎是没法回答的,因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依存的,很难替代的,我写过很多小说,我之所以能做这么多的事情,首先我有一个自由自在的飞翔的心态,才让我选择做小说家,因为你稍微读过我的小说,你应该知道我的小说没有太多的“油米柴盐”,没有这种日常生活鸡毛蒜皮的事情,我的小说永远是一种自由、少年飞翔的那种心态。我绝不贯穿于那种生活中那种感触啊——喜怒哀乐,道德的问题。我记得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自己是一个有神经病的人,但是他接着说,“我喜欢神经者和自然和谐者的上帝”,都是与道德有关的问题。那就这么说,我可能比爱因斯坦更加极端,所以说我的作品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我喜欢看得见的东西在作品里出现,而不是贯穿于那种社会价值无法把握的东西。

西藏情结

张 英:去西藏对你的人生与创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对你来说,离开西藏意味着什么呢?

马 原:80年代莫言曾对我说:去西藏是你一个幸运,他的意思当然也是说:离开西藏将是你的不幸。去西藏使我成了一个写小说的马原,西藏使我脱胎换骨;离开西藏后原来的马原也就不见了,原来的那种创作冲动、那种灵感、那种不可遏止的喷发欲望也就随之而去。回到东北老家后我才深切觉悟到:离开西藏是我一生中走错的最大一步。离开西藏的最后一步似乎成了一个分水岭,之后我失去了原有的心理平衡,一种强烈的失重感让我无所适从,我真不知道该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回来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小说《总在途中》,说一个人从西藏回到老家后百无聊赖,产生严重的心理障碍,但却不知道这种障碍是什么,这实际上也是我当时真实的心理状态。离开西藏好像使我的一切都乱了套,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虽一直试图冲出重围,却迟迟进不到原先的写作状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写小说,更确切地说,是没写成一部完整的小说。有时我不服气,想重新证明一下自己的余勇,写了几篇东西,但每一次证明都使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陷入困境,那情形很像自杀前的海明威,拼了老命挣扎。那种苦恼,就差用头去撞墙了。当然,我决不会放弃最钟爱的小说,没放弃寻找原先那个马原的努力。从1995年起,我每年都要用3~4个月的时间到某一个地方专门写作,海口、西藏、成都、深圳都去过,我手里现在有大量的手稿,可惜都只是某一部完整小说的开头。

张 英:西藏被内地的文化人看作是灵感来源的地方,到西藏去搞艺术的人特别多,画画的、搞音乐、摄影的,在当时好像成为一种潮流,你去西藏的时候,是不是人也特别多?

马 原:对,大家都想去,好像找什么东西的感觉,像能发掘什么似的。如果你内心有需求,你就会发现西藏的东西特别多,你当然会有所获。假如你当初说马原去西藏,写那么多小说,你也去西藏,但是你去了以后回来,你发现你不会写什么小说,但是在别的方面,你也会有很多别的收获,它绝不会让你失望,我在这里再次赞美西藏。

在西藏的时候,你会觉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会觉得今天生活里可能会有奇迹,就是你有所期待。而且非常奇怪,我走过世界的很多地方,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你像在拉萨一样,觉得每天都可能有奇迹发生,只有在拉萨会有这个感受。当然也有像拉萨那么神奇的城市,我曾经在巴黎也有过类似的感受,我当时和一个朋友在街上走的时候,我突然就跟他说:“你给我三天巴黎,我一定会还你一个故事。”在拉萨的时候,我每天每天都会给你一个新的故事。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遇到什么人,你在八角街上会遇到你完全意想不到的人。说心里话,每个人期待奇迹的愿望都有,但是谁会真的从自己的家出去,突然遇到一个千里万里之外的人呢?在拉萨你真的可能遇到,因为全世界那些好奇的人们都一定会对拉萨好奇。我去西藏以前,已经差不多写了十年的小说了,绝不是因为我去了西藏才成了小说家。西藏确实是可以造就一个好的艺术家的一块地方,我知道很多画家到了西藏,他们成了大画家,像陈丹青,西藏这个地方真的是造就了一大批艺术家。

张 英:是的,西藏成就了多少作家、音乐家、画家!它像是一个宝藏,人人都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吗?


马 原:前两年有一大堆人去西藏,天才能够在那里找到自己的灵魂,平庸的人去了那里还是他自己,不是什么人都有收获的。像那么多的音乐家去西藏,搞出来那么多的音乐作品,到最后都是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像《珠穆朗玛峰》、《阿姐鼓》实际上还是流行歌,西藏的味道并不多,跟《青藏高原》没有法比,我觉得这是我听到关于西藏最好的一首歌,那么伟大。我去年去西藏的时候,西藏做音乐的人说《青藏高原》太厉害了,像我们在西藏的人也写不出那么好的旋律,居然还有人能够把它写成歌,听了一两句有点热乎乎的感觉,真是了不起!像《青藏高原》也是绝唱,包括词什么都是那么好的歌词,我看真是觉得奇怪:我看见一座座山,然后还是一座山相连,那就是青藏高原,你看这么多险山,都是一座山的一座山,加起来那就是青藏高原。我记得美国有一个国庆节是在1976年,是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庆祝活动,有一个节目所有的人在上面唱歌,但是他的主题歌只是一句话,老是重复,但是特别有力量和气势,跟巴赫音乐一样,有那种永恒的美,那歌词是世上有万千条道路,万千条都通往美国。


责任编校 傅百龄

 

 

2002年 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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