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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

纪大伟

在忧郁的冰河时期之前,我本来很厌倦别人与我谈梦,就原则上来说。

有些人喜欢在言谈中夹杂关于梦境的回忆,将梦当作足以提鲜的奇幻调味料。他们丢出这样的一句话,“你知道吗,我昨天做了一个好怪的梦……”这句话就像看不见的铁手一般紧紧揪住我,我根本无处可逃,只得垂首聆听对方接着出的梦境叙述,嘴角还要挂上兴味盎然的微笑。

对方可能以为将梦说出来也就是和友伴分享一些甜蜜,然而我对这种分享并不感兴趣。

我承认梦本身可能有点意思。但梦的趣味私密无比,只有做梦者本人才得以赏玩,旁人根本无从品尝。完整的梦像是肉骨结合致密的鲜鱼,梦的情节只是鱼骨,难以言诠的梦质才是鱼肉;可惜诸多做梦者自己尝过了鱼肉之后,只将残余消解的鱼骨交给我啃,没能够同时将鱼肉送上。我捧着鱼骨,只觉味同嚼蜡,不听也罢,却还受对方眼光胁迫,不得不佯装好礼貌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不想多听,受够了。或许因为身为查号台工作人员的我,早已厌倦倾听了罢。在查号台待了几年,我的工作内容有一半耗在聆听上。

我和众多同仁一样坐在计算机前面,一有电话打进查号台,我就要透过耳机聆听对方的询问。对方说出地名或人名之后,我便像机械一般将询问内容键入计算机,然后将查询出来的电话号码告诉对方——幸好我不必亲口回答,只要让语音回复系统去应付就好了:反正电话号码就不过只是十种数码组成,只需要十种语音就可以拼回。比如,对方问我:“台湾大学?”我键入地名,回复系统就会传送出八个音:“2-3-6-3-0-2-3-1”。如果对方接着道了声谢,我再按个方便键,对方就会听见铿锵的“不-客-气”。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在工作过程中都不需要吭声,只有少数例外——而这些例外,都出自于来电人士的错失,害我不得不出声答话。有些人来电之后并未马上说出询问的内容,客套话满篇,或者口吃——我只得出言制止,要求对方长话短说。还有一种来电更不可思议,居然说出电话号码,要我查出这个电话号码属于何人何地所有。这种人完全将查号台的功能颠倒了:人们只能透过名字来查询对应的号码,而不该反过来凭藉数字来探听名字。一方面这种逆向查询的服务并非查号台职责所在,另一方面我们原则上也应该保护电话号码所有者的隐私,不让人任意打听。就算有人来电查问“23630231”,我也不会把“台-湾-大-学”这几个字说出来,虽然就算我道出台大之名也未必侵犯谁的隐私。这是原则,原则。

我本来也无意细谈论自己的工作——如果叙述梦境算是无聊的一回事,絮说工作恐怕更让人难以消受。两者都是落失鱼肉的骨头,后者的骨头还比前者乏味哩——毕竟任何梦境本身都还有一丁点乐趣,然而没有哪种工作是有意思的。不幸人们仍然拼命在言谈中塞入关于梦或工作的话题,而且工作出现的机率比梦境还来得频繁许多——可见得人们的语言生活是多么无趣而他们犹不自知,只想透过不断说出无聊的话题来排遣无聊,同时却制造出更庞大的无聊出来。

但,我要自我辩解一下。我干犯忌讳,同时提及了梦与工作,是因为这两者竟然为我的平凡生活注入了些许变量。在此所说的梦和工作都不只是我私自的封闭经验,同时也渗透了我周遭的世界,将之扭曲变形。

要细说从头,就该提及我们经历的一场噩梦吧。不久以前,我们遭遇了冰河时期。

我将冰河时期称之为一场众人集体承受的噩梦——这一变故与其说是一段时间漫长的时期,不如说是倏忽即逝的梦境。早在20世纪,就常有人言之凿凿预测冰河时期可能重现,耸人听闻的预言在人们心中投下拉长的阴影;然而冰河如蜻蜓点水一般来了又走之后,人们没见到多少戏剧化的灾厄,说不定反而有点失望呢。

在变故发生之前,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深受历史记忆的影响,惦记着太古时期的冰河时期与恐龙灭绝、中古时期的无尽黑暗以至于20世纪连绵战火,因而将一切天灾人祸想象成费时经年的时间容器,我们一旦碰上了这等事变,就别想安然无恙从时间容器中走出来,以为等不到解脱的那一刻。未料我们杞人忧天,误解了时间——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在不同的年代,天灾人祸的时间长度也各自不同:太古的冰河时期历时万年,中古时期的异变以百年计,20世纪前半的战争以年为单位而后半则以月为单位,可见得随着历史进展,天灾人祸的长度也就越短,甚至短到人类还来不及查觉痛苦而灾祸就已经结束的程度。记得1999年当时太阳系星球排列成为空中大十字架之前,众人惊惶奔走,许多人抢购保险,更多人抢劫银行,然而空中大十字为人类带来的苦痛也并未持续长久,时至今日大家也都忘了当时究竟留下了什么祸害,只有那些买了保险和抢了银行的人士至今后悔不已。时间飞逝过快,我们都记不清楚曾经发生了何等灾难;只有在目睹事件之后的后遗症时,才依稀想起往事。

我们遇上的冰河时期,也是一场短暂梦魇——是的,集体噩梦。当噩梦临身的时候,往往不能够清楚察觉自己的真切处境。或许觉得痛苦,却不知道其中荒谬。通常只有从梦魇脱身之后,才恍然大悟:啊!刚才原来做了一场噩梦啊!于是后知后觉,这才开始惊惧起来。噩梦真正发作的时间或许只有几分钟而已,但是对于噩梦的恐惧却足以延续下去,印象持久残存,随着时间稀释了,也膨胀了,像是浸在牛奶里许久的玉米谷片,变成令人作呕的巨大怪物。没有多少人可以清晰说出我们在冰河时期期间吃了什么苦头,几乎无人伤亡,也未见建筑损灭——毕竟我们并非活在落伍的20世纪,更非身置恐龙时代;事后许久,我们才逐一发现了后遗症——若不是见了这些后遗症,我们恐怕更记不得冰河梦魇了。噩梦多少会留下纪念品,比如说醒觉之后的头痛。

冰河时期之后,街景的一大变化,就是戴耳机上街的人剧增。诚然,携带随身听逛街的人口向来很多,但冰河时期之后更见戏剧性的改变。原来,在冰河时期扫过之后,许多民众的脑部受到冻伤,因而引发间歇性的猛烈头痛,身陷严重忧郁,甚至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晕厥了。有些人试图藉由浸洗温泉或芬兰浴来为脑部加温,无奈并不是很有效;后来医疗证明发现,聆听音乐可以直接为脑部加热,振奋人心,乐音的热浪可以藉由耳腔直抵大脑,在加热之余也可以为脑部进行按摩,堪称理想的止痛药。至此随身听——或者该说是,随身脑部加温器大发利市(这机器不叫walk man,而叫walk brain);添加抗忧郁高热能音轨的激光唱片也四处热卖,让人听进音乐的时候顺便接收更多热能,就好像饮用添加高钙高铁的牛奶一般。

虽然随身听算是治疗脑冻伤的良方,但毕竟有其缺憾——随身听疗法势必要全天候进行才好,可是许多工作场合都不允许员工携带随身听上班,比如查号台。试想,在查号台上班的我们必须以耳机接听民众来电询问,怎么可能同时聆听walk brain音乐哩!有些员工在脑部健康和工作机会难能两全的情况下,只得黯然离职。最早离开的同事,是隔桌的56号。而我是55号。

56号的真名为何,我并不清楚,和他也不算熟,尽管他坐在我隔桌。后来听说他常犯头痛,必须时时配戴耳机才行,并且因此在同事们的侧目之下离开工作,我才开始注意起他。他落寞寡欢离开查号台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些无以名状的不舍,虽然和他没有多少交情——或许我从他的离去预先看见了自己即将面临的失落罢。

不过,我的多愁善感并没有维持很久——在他离职之后,我居然还是在通往查号台的电梯遇见他几次。起初几次,电梯里都塞满了人,所以我和他之间只不过隔着别人的头颅、互以目光示意,并未真正打招呼;后来有一回,我上班迟到,正冲入电梯时,里头只见他一人。我上气不接下气,只得瞪着他瞧,而56号微笑看着我,不多问什么,便在电梯面板按了55这个数字。是的,查号台在55楼,他当然知道我要往何处去。我注意到电梯面板除了亮起55之外,另外唯一亮着的数字是56。想来,56号要往56楼去。基于礼貌——或者是为了化解不知所措的尴尬——我想问他近况如何,丢了工作还过得好不好之类,总之是最笨拙的寒暄话。但我却又没有放胆说出口——我留意他戴着耳机,应该正在听音乐,或该说正在加温,所以恐怕听不见我说话。于是我什么都没说。但56号善体人意,显然看出我询问的眼神,便笑道:

“是的,现在我在56楼工作。和原来的工作地点之间只隔一层楼。”

“你在56楼?”我大声说,怕他听不清楚。

“我在楼上编国语字典,”56号害羞笑道,“和以前的工作有点像耶。都是为了解决人们的疑难;丢给我一个询问,我就给你一条解释。以后你有不懂的词,可以到56楼来找我——”

“以后你有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可以回55楼来找我。”我奋力接腔道。

后来我才知道根本不必费力回话——戴上耳机的他其实可以听得很清楚。56号所听的雷射唱片并非寻常的音乐CD,其中只有辐散热波的无声音轨,所以听起来一点也不吵。从这次正式搭讪开始,他和我才算正式认识,逐渐熟稔——不过,我们却没有交换彼此的名字:我仍然叫他56号,而他叫我55号;这是挺方便的称呼,反正55号的我在55楼的查号台上班,而56号的他在56楼的国语字典出版社工作。

“虽然我佩戴walk brain的时候并非在听音乐,究竟不适合在查号台上班。不过,我却可以一面戴耳机复健,一面在字典出版社工作。”

午休时间,忙碌的我和他好奢侈地搁下工作,坐在0932咖啡座(这家咖啡座是由大哥大公司开设的)闲聊,结果我们的谈话内容却还是围绕在工作——以及噩梦——上头,双双触及我自己的谈话禁忌,真犯贱。幸好我们还是聊得很尽兴。

我们所指的噩梦,就是冰河时期留下的阴影。56号和我一概同意,冰河时期虽然没有造成多少可见的外在损失——没有人死,没有屋倒——却引发了逐一迸现的内在伤痕。或许是这个时代的特征。许多人深受脑部冻伤之苦,这是一例。我们也发现,就算没有冻伤的人也频频出现健忘的症兆——这问题牵连了他们的生活,也影响了我们的工作。

“你离开查号台之后,上级找了更多人进来工作,”我对56号说,“近来打进来的电话数量遽增,许多人都忘了他们原本记得的电话号码。”

“可能也出于众人健忘的缘故,”56号表示,“我才在56楼的字典出版社找到编辑工作。公司发现,社会上流行的失语症越见严重,后天性和暂时性的文盲越来越多,于是公司才决定开放工作机会,着手制作更多种类的字典;赫,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甚至在编一种整本全是注音符号——没有任何国字——的字典哩。反正忘记字汇正确写法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么极端的字典可能反而实用呢。”

“离谱。查号台最近接到的电话也越来越离谱。”我咽了口水,亢奋说道,“我经常接到‘逆向查询’的电话。‘逆向查询’,你知道的,就是那种说出电话号码,要我们代为查出人名为地名的询问。查号台不提供这种查询,害得我还要出声劝退打电话进来的人。怎知道这似乎不是单一现象,不像恶作剧,我每个小时都会接到好几通‘逆向查询’电话,其它同事也差不多。看来许多人只记得电话号码,却忘记号码所对应的意义。”

那天56号抢着付帐。0932咖啡座侍者端了一台收款机走向我们。56号将衣领拉低,露出干净的颈背。侍者举起收款机感应枪,在56号颈背上的条形码刷过一下,就算结账。

颈背上的条形码,也是冰河时期之后的产物。冰河离去之后,起初众人乍看安然无恙,然而后来由于健忘毛病之故,问题丛生。许多人忘失了身份证,提款卡,信用卡,健保卡,各种贵宾卡,总之就是忘记搁在哪里去了,找不到。虽然未必造成紧急危难,但总是让金融事业、公家单位、医疗机构停摆。以前政府还打算发行国民卡,让同一张卡兼具多种卡片的功能——可是政府眼见人民常犯健忘,如果丢了一张国民卡岂不是等于同时遗失多种卡片?国民卡计划于是喊停。但我们的政府乐于服务,怎可善罢干休,于是又积极和业界合作发展颈背条形码计划:将原本的多功能提款卡改设在人民的颈背上面,如此不虞遗失卡片且更加方便,就算赤身裸体也可以出门购物,反正只要像日本艺妓一样露出空白的颈背让人刷一下就好了。如果有人因为脑冻伤而在路边晕倒,巡警也可以轻易从无名人士的身上条形码得知生平资料和病史,进而提供最有效率的协助。颈背条形码推行之初是受到了一些阻力——有些民众因此不敢光顾诚品书店,他们深怕在通过防盗感应门的时候,自己脖子上会引发吱吱叫的捉贼铃声;但,后来大多数人还是臣服接受了这种划时代的消费方式,甘于让自己变成一张肉身信用卡。

午休之后回到查号台,听闻上级发布最新工作内容,我傻住了。原本查号台的对外电话号码是“104”和“105”,各司市内查号以及长途查号;而上级声称为了满足大众迫切需求,拟开发两个新号码,“401”和“501”,各为“104”和“105”的相反,提供逆向查询的服务。也就是说,以前民众拨通“104”,说出“台湾大学”,我们回复“23630231”;即日起,民众可以拨“401”,说出“23630231”,而我们则答以“台湾大学”。“105”和“501”两者的互补关系,也大致这般。

才说过,逆向查询向来不是查号台的服务内容,至今政策大转弯,我不免错愕;社会大众只记得数码而忘记名词的倾向,更是让我深深惊异。

我被轮调至“401”了。仍然提供查询服务,但工作形式有了改变。我再也不必戴耳机上班:民众拨“401”进来查号台时,对方再也不必朝向话筒说话,只需要在电话机上头逐一键入所要查询的电话号码,那么我面前的计算机屏幕就会出现一组数字——以及相对应的人名或地名。我的工作内容则是抓住麦克风,将数字所对应的名词说出来,让来电的对方听见。以前在“104”出售耳力,这会儿在“401”卖声,除了辛苦之外,有更多的不惯和荒谬。在工作过程中,我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许多名字——原来,一串串状似没有表情的数字都可以代表一个个我早已熟悉多年的名词。新工作日久,有时候看见计算机屏幕闪现待查的电话号码,我甚至可以在计算机还没有显示查询结果之前就知道数码所呼应的名词,毕竟见过太多次,从经验中我知道某些数字早就成为一般字词的同义字。虽不无挣扎,但我也逐渐认识这个时代以数码取代文字的倾向——何必再辛苦写下“台湾大学”这几个字呢?写出“23630231”,轻易简便,甚至不谙中文的人也可以看懂,真正成为国际化的词汇。

我和56号还是经常在0932咖啡座忙里偷闲,嘘寒问暖,仍然聊起梦与工作,心里却不知在盘算什么,可能有些隐隐然的好感在两人之间回流吧。

这一天我看他脸上写着心事,是阴天。他仍然挂戴walk brain耳机,仍在进行脑部加温的复健吧。

“最近脑袋还好吗?”

他没回我。

“嘿,你知道吗?现在,就算戴耳机听舞曲也可以在查号台上班呢!我负责的线不是‘104’,而是‘401’,不必接听来电,只要读取屏幕上的数字即可。我觉得你可以回查号台工作喔!”

“你别开我玩笑了。”

我想逗逗他开心,想提起趣味的话题,也想试探他的心情,便在餐巾纸写下一串数字。

“5201314”

“嗨,你知道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吗?”

这串数字的意思为“我爱你一生一世”,取自谐音。我不晓得56号会不会从中看见任何暗示。就算他不懂或不理,我也不致于难为情,反而可以潇洒转个弯,从这串数字畅谈近来数码取代文字的趋势。许久以前,社会上只有数码BB机通行的时候,情人之间为了表达爱意,便在彼此的BB机留下“5201314”——不留下中文,是因为当时数码BB机只能显示数字而不能呈现中文。在中文BB机以至于更繁多新进的通讯器材出现之后,情人之间再也不必以数码迂回传情,大可以直接留下中文词句甚至画出一颗鸡心——然而,许多人仍然偏爱以数字互通:“5201314”比“我爱你一生一世”来得更暧昧,更简洁,不像中文直述句那般肉麻,却引起更高昂的挑逗。

但是我面前的56号一点都没有被挑逗。

“数字,数字!你难道不觉得这个世界有点过火了吗?一切都是数字——”他几乎撕开喉咙吼道。他真是愤世嫉俗的人啊。

我是觉得他反应过度了。不过老实讲,就算56号不说,我也清楚文字符号世界的变异。查号台之内的工作固然让我惊觉数码如何凌驾于名字之上——走出查号台,旁观人间世,也可以发现文字名词的消失:

比如,走入7-11(啊,连地名都只是数字了!),从揭露脖子准备付账的顾客群之间挤出一条路,在杂志架上取本《4·2》瞧瞧吧。《4·2》的意思是“FOR TWO”,专门设计给怀春少年少女的青春杂志,内有许多征友广告。在广告栏中,数字的份量远超过文字。广告栏的制式内容为:ICQ网络聊天代号(以此代替名字绰号)、身高&体重&性器尺寸(当然全是数字)、平时收看的电视节目代码、最喜欢的网址位码…… 文字,一点都不需要。

埋首编字典的56号觉得悲愤,是有道理的。

我满怀同情看着他的眼睛,听他幽幽说道:

“这世界疯了。最近我们进行的一项字典计划,简直吓坏了我。许多数字已经列入字汇条文,更不用说早已进入字汇解释的数字。十个阿拉伯数字堂而皇之成为部首。翻开初稿,发现数码比中文还众多,我简直以为自己在编辑一本电话簿,而不是字典。”

他喝下一口数字通心粉汤,又道:“听说在20世纪末叶的时候,有些日本学者感叹文字衰微——新生代大多只用假名而不用汉字,甚至不谙汉字,因而只能受限于假名的简单,而无法享受汉字的繁复。在日文中,有许多词汇的读音相同,比如说‘鸟嘴’、‘边缘’、‘箸’、‘桥’的发音都是‘HA-SHI’,光以假名呈现根本无法区别,唯有以汉字写出来才可以充分表意。很多日本年轻人只知道朋友的名字要如何念,却不知道该怎么以汉字写出来。在那时,中文世界还在旁幸灾乐祸,以为使用汉字的中文世界就足以自鸣得意——怎知道,时至今日,我们的处境更加荒唐,汉字逐渐消失,而且并不是被假名取代,却是被更没有文化的数字征服……”

我听了有点傻眼,原来我们的时代真的很堕落似的。“啊。呃,56号,你不要太难过,反正,社会本来就与时俱进,反正,历史和文字一直都在改变,反正……”

“怎么可以这么乡愿?”

“56号,你不要——”我努力哄他。

“56号?不要叫我56号!用我的名字称呼我!名字,名字!我又不是只有数字没有名字!难道我没有名字吗?”他激动起来,摔开耳机,进而对我咆哮。他的walk brain跌地。

本来我一直将微笑挂在脸上的。但这一刻,我再也承受不了。我想56号一定把我当成一个不晓事的笨蛋,他只把我当作说教的对象。这算是什么二人关系?于是,我忍不住对他吼道:

“你以为你是45404?你把我当作9845943吗?算了,你根本是个49259,554981,544730!你去59809,你去174819084!”我拂袖而去。(注:我冲动吼出来的这些数字,都是当下流行的脏话。以数字来骂人,一方面比较有时代感,也比较文明而不至粗俗)。

我转身步出0932咖啡座时,56号在我身后嚷叫,企图喊住我:“55号,你别走!55号!”

我本来无意回头的。但听他这么喊,我还是禁不住转头了。我瞧他,他看我,读出彼此表情的惊骇。我知道他在惊讶什么:原来,就连沉浸于文字的他也不知道我的名字。身为字典编辑的他只知道,和他亲密的这个我,叫做“55号”。

账单仍然交给他付,反正他有很光鲜的脖子。

接下来的日子有些平静无聊了。没有约会。我的全副心思都放在工作中,倒有不少成就感。我发现在“401”的工作比“104”更具意义,我帮助民众去辨识这个充盈数字的世界,我是通往文字名词的窗口。渐渐不大去想56号了。只有一回,54号在午休时间神秘兮兮喊住我。

“55号,你是不是和楼上字典出版社的编辑很相好?以前也在查号台工作的那一个。别蒙我,我都知道。”

“怎么了?”

“你要小心。字典出版社有很大很大的危机。对,危机。想想看,在这个时代编字典,听起来就不正经。你多留心那个家伙,别被欺负了。”

我没有细问54号所谓的危机是什么。何必,反正都是0了。我耸耸肩,回座位接电话——其实也不必真正去接,我只需阅读在屏幕上显示的一串串数码罢了。突然间,我发现屏幕上出现的数字有些异常——那些数字并不是待查的电话号码。我可以辨识出其间暗示的讯息——

15、15、45、45……(55号,55号,是我,是我……)098765687987(这串数字的意思是:请快接我的电话)。

我在惊愕之余,开始与对方通话。

是56号,好久不见。

56号故作神秘,说有个天大的机密要偷偷告诉我,并约我在一个陌生地点见面。那个地址全是数码,没有任何一个名词在内。地点名称为9595-5845-5743,根本就是高速公路的某个交流道。我是决意要见他的,但我并没有忘记54号对我提出的警示,所以心中并不无忐忑。我在水银灯下左右张望,过了好一会才见56号鬼鬼祟祟潜行过来。

他并未戴上耳机。

“为什么要这么神秘?”我讶然问道。我的语气中有一些责备,却也不失怜惜。

“因为——我有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也只能告诉你——”

“什么秘密?”啊,难道我就要成为Film Noir的女主角了吗?

“我们在字典出版社,成立了一个研究当代文化的读书会,”他压低音量,“你不要大惊小怪——”

噢。我没有大惊小怪。我努力冷静。读书会?我想起中外历史前仆后继的那些革命团体,都是假借读书会之名成立,后来大抵都被各个政权捉拿。我早该想到,嫉世愤俗的56号会卷入这种危机。他在字典出版社和一群爱好文字名词的同事朝暮相处,难免思想有些偏差。

“你们的研究心得是——?”

“我们已经理解‘冰河时期’的意义。还有众人脑部冻伤事件。还有数码征服文字的趋势。全都相关。我们全部摸清楚了。”

我发现,当他需要滔滔不绝演说的时候,他绝对需要我。我实在是个好听众。

“我们怀疑,这一连串的变迁都出自商业阴谋。我们身陷商界大战,受苦于消费行为模式的转变。‘冰河时期’本来只是一桩单纯的自然事件,但财团却趁机推波助澜,蛊惑大众,于是大众在恐慌心理之下懵懵懂懂大肆消费。Walk brain商机只是伏笔,之后数字压过文词的趋势才带来无限商机。消费者以往花了千百年的金钱才维持住一个文字的世界,如果文字世界全面改造为数字国度,试想消费者应该付出多少代价——而财团又可以在改造过程中吸走多少油水?我编电话簿一般的字典,你为‘401’工作,结果我们都成了新进财团的开路打手……”

“哦——”我无言以对。我想,历史上任何一位政治狂热分子都让人无言以对吧。

“阴谋啊,阴谋。既然光凭0与1两个数字就可以用二进制的方式呈现所有的正整数,那么从0到9的这整组数字恐怕也有能耐取代所有的中文。为什么不可能?只要财团出手,就可能。更何况,当中文全部数码化之后,也就真正国际化了,原本不懂中文的人也可以看懂——数码化的中文即将吃下肥厚的国际市场,财团为什么不心动?”

我倒抽一口气,“真的啊——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

56号才将话说了一半,高速公路交流道便闪现一辆黑色轿车,急驶在我们身前才停来。两名黑西装汉子下了车,朝56号望了一看,就趋前架住他,查看他的颈背条形码——检视无误,就要将他揪上车。56号和我来不及反应,甚至也不企图逃离,实在受惊过度。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政府派秘密警察捉捕读书会分子!

保镖般的秘警正将惨白的56号押上车的时候,我才恍然清醒,随即拼命喊住他们:

“放开他!你们怎么可以抓住他!你们这是,政治迫害!人民有表达政治意见的自由啊!”

他们本来要关上车门了,我这一喊,其中一名黑西装汉子竟然拉下车窗探出头来,对我说了一句。

“这不是政治迫害。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政治了。”

黑轿车已经呼啸逝去。

“8794646980869870987098709!”我狠狠骂了一长串脏话。

夏去秋来,再次睡过头的一日,我跌跌撞撞闯入电梯,差点撞上里头的人。抬头一看,啊,是56号!

“快迟到啦?14959,你还是要上55楼吗?”他抢先笑道。仍然戴着耳机。面容憔悴了些。

一种已经没有原欲流荡的悲凉。

“你回来了?他们有没有折磨你?还好他们没有把你当政治犯关起来……”我莫名激愤起来。

“他们当然01897没有把我当79188政治犯关起来,”他垂头低语,“你看太多89424小说了,这年头已经没有政治犯,也完全没有政治,只剩下01975商业了。”

“那么,秘密警察为什么逮捕你?”我急问。

“他们不4秘密警察,”他脸红说道,“他们4信用卡公司派来的讨债员——我积欠了一些款子没交,所以……”

“你还是要上56楼?”为了避免他觉得尴尬,我转移话题,“还是在字典出版社上班吗?所以你们出版社内部的读书会根本没有出事吧?”

“还在编字典…… 这4面对52470数字革命的98089方式了。而且,毕竟要赚钱来还信用卡卡费啊。”他指了指颈背上头的条形码。

“你变了。就连你,在说话的时候也开始大量运用数字……”

“关在09854信用公司的时候,吃了1些苦,”他侧脸道,“人都免不了1些改变啊87453。就当1场噩梦吧。”

“唔。噩梦……”

“你5498459011182?”

“啊,你说什么?”

我有些讶异,因为竟然连我都有点听不懂他的数字语言了。

“我4想问,”56号不好意思搔了搔头。“我们认识了好9好9了,至少也算4朋友。我可不可以请教,你叫什么名字——”

那天晚上我,再次梦见冰河。

(原载于台湾《联合文学》月刊)

 

纪大伟简介:

纪大伟于1972年生于台湾台中县大甲镇。在台北市长大,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大学期间开始发表小说。毕业后考入台大外文研究所,硕士论文主题为华裔美国文学中族裔和同志。在台南县当兵之后,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即UCLA),攻读比较文学博士。现居洛杉矶好莱坞。曾获华航旅行文学奖,联合报中篇小说奖,联合报极短篇小说奖,幼狮文艺科幻小说奖,幼狮文艺成长小说奖,中央日报散文奖,教育部散文奖,全国学生文学奖。曾著小说集《恋物癖》、《膜》、《感官世界》及评论集《晚安巴比伦——网络世代的性欲、异议与政治阅读》。编有文集《酷儿启示录——台湾QUEER论述读本》、《酷儿狂欢节——台湾QUEER文学读本》。译有小说《蜘蛛女之吻》、《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蛛巢小径》、《失落的白鸽》等等。

责任编校 傅百龄

 

2002年 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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