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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籁永存

潘旭澜

去年7月至今,记不清多少次,想写篇叙述二姐的文字。对着稿纸,要么直发呆,要么写几行便写不下去。不久前,强制自己写了两稿,言不及义,深慨才思两乏,文字苍白。

大约,需要时间的沉淀,心境平静,才能写得像样点。

但是,我羸弱的翅膀,羽毛日益颓唐,对将来不敢有太多的信心。更何况,这篇文字没写出来,不但没心思做别的事,而且心头像被硕大的镇海石压着,日益沉重,几乎喘不过气。

一年多来,有些关心我的亲朋劝慰我,常常用“你二姐没了”开头。我知道这是一个冰冷事实的通常的表述。去年7月11日,也就是我知道二姐因心脏病不治的次日,曾独自关在书房里,哭干了老泪。这是我童年以后,第二次恸哭,第一次是母亲远行之时。不过,我不接受亲友的客观表述。对于我,二姐不会“没了”。

几十年来多少事,在我记忆中总是那么鲜活。我知道,这些事,二姐你自己认为是“理所当然”,大多过后就忘记了。我却不能。总是想,等你再来上海,一起好好回忆,细细咀嚼,当面表达我久蓄于心的感念。谁知道,老天竟连这么一个渺小的愿望也给剥夺了呢。既然如此,那就写在纸上,遥寄给你——

抗战期间,我刚入小学便跑了几次警报,敌机都只是飞过而已。这一次,却在小学上空盘旋。你和老师同学都跑警报到树林里了,就我一人心存侥幸,懒得跑。你不顾敌机随时可能的扫射轰炸,不顾老师大声喝止,一手搭在我肩上,一手护着我脑蛋,像是老鹰袭来时母鸡张开翅膀保护小鸡,将我连推带拉护送进树林,让我猫在老树干下。这才用要哭不哭的声音,对我说,以后千万再别“牛仔不识虎”。大家被你这种忘我的行动所感动了,竟没有谁因为你“暴露目标”而批评一句半句,并且连我的过失也宽容了。警报解除之后,放学回家路上,你又一再说,要是敌机轰炸或扫射,可能小命都丢了。我难得地一声不吭,没有顶嘴。你看我这副模样,就主动说,回家后不将我的过失向父母亲举报了。我听你数落我的不是时,心里不禁发出一串疑问:老师连连大声喝止,你听见了没有?你想没想过从树林到学校,这么一个来回,自己也很可能把小命丢了呢?如果敌机投弹或扫射,你护着我脑壳的手,难道炸弹片或机关枪就打不穿吗?可是我没有问。也许你对自己的危险很清楚,也许你什么都没有多想,只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后来,我还常常想,如果敌机驾驶员看到一个小姑娘那只护住弟弟脑蛋的手,只要他有一点未泯的人性,就不会扫射或丢炸弹。甚至想过,也许你的行动感动了老天爷,让敌人什么也没看见,让我们姐弟有惊无险地免于流血和死亡。

不久之后,你要拍毕业照,这是长到十几岁第一次照相。除了要贴文凭,还要送几张给老师同学。我一听说,想图个新鲜,纠缠着也要拍。可家里给你的钱是先算好的,一个铜板也不多。你讲了一通道理想说服我,还说到我毕业时也一定有机会拍的。我没听进你说什么道理,更没有耐性等五年后毕业。僵持了一会,你向同班同学说,我弟弟一副顽皮相,如果去拍一张说不定挺逗的。我听出了变通的话外音,非要一起去拍。你犹豫了一会,答应将家里给你的钱一掰两,你尽量少印,让我也拍一张。你取回照片时,不但没怪我抢了你的份,反向同学直夸我拍得很精神很有趣。其实,我那屏气挺胸、双目圆睁的样相,自己也觉得难看。不仅如此。我懂事以后,再也没见过你的毕业照。大约印得太少,不够分赠该给的老师同学不说,自己竟没有留一张作纪念。而我为图新鲜而拍的,却一直保存着。你几次看到,从没流露出一点不满或埋怨,反而总是欣赏一番,再称赞两句。唯其如此,我更为当年的无赖而后悔,为你对我的一贯钟爱而好生感动。

几年后,我小学毕业了,考县中落榜。父母亲让你带我去找个亲戚,介绍入新办的国光中学。以前,我们家同这亲戚家很少来往,你连他们家都没去过。可你二话没说,就“义不容辞”地带我上路。一路上,既不为父母重男轻女让你辍学多年而发牢骚,也不怪我没本事考取县中,只是教我如何应对亲戚和学校的“面试”。于是,我进了国光中学。家里让我星期天少回去,好在校温习功课。这样,你又得常常为我送大米、番薯和咸菜、花生之类的副食。每次在吩咐我如何安排伙食之后,照例总要问我功课怎么样,从听讲到做作业,从读书到对待老师同学。每次大同小异。我听得都腻烦,你却总是那么恳切,好像在求我为你读书。看来,你知道家里只能勉强让一个人读中学,就将自己读书成材的愿望寄托在我身上,同时也成全了父母实现让一个儿子读上中学的心愿。作为姐姐和女儿,你都不容易。

许多大姑娘、女孩子,出嫁前一心一意为着父母兄弟,出嫁后就完全转移到丈夫、儿女身上了。尤其是娘家被打入另册,成了刀俎之间的鱼肉,更是像逃避瘟疫一样,纷纷“划清界线”,甚至被驱迫、引诱而落井下石。可二姐你,就不是这样。在天翻地覆的岁月,你仍然处处关心着娘家,时时关心着几个弟妹。我读高中时,有一次从泉州回家。那时,一场“红色风暴”正从城市刮向农村。村里有个闻风而动的运动根子,为了捞取进身仕途的资本,同时又掩盖自家的问题,要将我送上运动的祭坛。他跑上门来,摸出驳壳枪,把我押走,关到一个被他们私自占用的空房子里,要我交出家里“私藏的枪支”。那情景,很像十几年后红卫兵那样随便打入、抓人、杀人。我家里没有谁能向乡、区干部说得上话,没有哪个干部让我家人讲道理。在邻乡的二姐你听说了,不顾当时的恐怖气氛,凭着已经出嫁的身份,找到“支点”(乡政府)的“点长”,据理力争,说:“再不放人,我要上区部、县城申诉。”一番毫不畏怯的辩驳,将我从运动根子私设的牢房里救了出来。

过了一年多,我考上大学。这时,家里的遭遇,让有良心的乡亲们一提起就悄悄叹息流泪。我从外地回老家迁户口,那个从抗战到内战几次转向的村长,无奈而又险恶地给我一纸埋了几颗地雷的户口证明。为了免得他设法陷害或到上面去做手脚,我要尽快将迁出手续办好。可我不知道那个神秘兮兮的区部(区政府)在哪儿,更不知道到了区部该找谁。又是二姐你,陪我到区部。负责户口的干部不敢做主,于是从下午等到晚上还办不成一张准迁证。直到被称为吕政委(区委书记)外出回来,点了头,这才将一桩说简单极简单,说复杂又很复杂的准迁证办完。二姐你在门外等我,担心人家到底准不准迁出,承受着人们歧视的、困惑的、同情的、记账式的眼光,像棵小草在烈日下曝晒,一个下午也许比好几年还长。回程路上,伸手不见掌,姐弟俩没说几句话。只有过沟沟坎坎时,互相说一声当心。到各自回家的岔路上,我从沉重的空气中,感觉出你不但饿极了,而且也累极了。星光下,似乎看到你陡然满头华发。

我大学毕业后,尤其是二十六七岁以后,母亲和你,日益操心我找对象和结婚的问题,催得越来越紧,像是天下第一大事。我有我的心思和情况,只是请你们放心。可你们总还是不断悬挂着、念叨着。直到我在32岁那年,真的可以让你们放心了。当我带着妻子去看你时,你为没有事先准备点什么礼物而十分焦急和歉然。我就是不要你操这份心才没有事先预告的。十年前我要上大学时,你将自己结婚时的皮箱、手表以及其它有用的物品,都不由分说地送给我了。现在,还要你送什么呢?你还有什么可以送呢?我怎么还好意思接受你什么礼物呢?终于,你思量了一阵子,将你自己结婚时都舍不得穿一次,打算留给你大女儿做嫁妆的一件水红毛线衣,横劝竖说地塞给你弟媳妇。她被你的这片心意所感动,虽然不安还是收下了。这时,我看见了你多少年没见过的浅浅笑容。

你当然有理由由衷地欣慰。我也很愿意让你有欣慰的时候。不过,我清楚预感到,在我人生旅途上,还将会有罡风猛雨、荆棘地雷,残酷的明天正强横地向被践踏被伤害而还活着的人们迫近。只是,我不忍过早地告诉你。

人们刚刚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饥荒中挣扎着活过来,“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雷声就一阵紧似一阵。先是“四清”、“社教”,顺理成章地就来到“史无前例”的“文革”。我从被“赶下去”到被揪回学校批斗。靠你的简短的来信,我才知道母亲还活着。我千方百计省下的一点钱、一点粮票,也只有通过你才能转到母亲手中。你成了母亲和我微弱的呼吸管道。这管道,给我增加了一份生存的责任心和意志。

“文革”后期,二姐你几乎成了“大地震”中三代人的救护队员而疲于奔命。长期经受种种辗压撕咬的母亲,生命之火随时都会熄灭。有病无处医,连一个平静的死所都不可得。四妹设法让她去厦门不久,就病重了。二姐你不撒手不管,不借故推脱,也不装装样子应付了事,而是放下一家人的生计,赶去照料。口袋里放着你女儿的“鸡毛信”,仍旧作为主力之一伺候病危的母亲,喂药喂汤喂水,直到母亲永远闭上眼睛。如果没有二姐,母亲临终会更凄惨,其他轮流伺候的人也会累垮。单凭这一点,就不枉母亲生你养你疼你,就让我铭记在心。

没过多久,我大女儿意外车祸骨折。第一次正骨没有接好,几天后敲断重来。可是,伤口的皮肉老是水灵灵,不能恢复。我正在被“专政”,不能回去。妻子要保住饭碗,忙里忙外,无法好好看护这个小伤号。二姐你闻讯,马上赶去照料。背着扶着,端屎端尿。而且凭你的见识多,建议取下夹板,继以食疗(吃牛脚和牛尾),都很快见效。“二姑看到我基本正常了,这才放心回去。”后来大女儿这么告诉我。

一个灾难刚过,又一个难以解决的困难摆在我和妻子面前。小女儿出生不久,得了肠套叠,虽然在她大舅大姨的全力帮助下,从鬼门关抢回来,却从此瘦弱多病。那时,我还是另册角色,只是由于重病在身,得以请病假在妻子教书的学校栖身,说不清是养病或者等死。妻子实在无力带两个女儿,尤其是这多灾多难的小女儿,动不动就发高烧,一发高烧就手脚抽搐,很是吓人。我们又想到了二姐,你收到我的信,立马就带着襁褓,翻山越岭,来将这个幼小的侄女背走。以前你来看我们,临别总是再三回头,再三挥手。这次则手也不挥,头也不曾回。我突然想起“义无反顾”的成语,一次又一次咽下感激的眼泪。一年后送还时,这小丫头虽然还认得妈妈爸爸,也和妈妈接吻亲热,可两三天后二姐你要回去时,她还是哭着闹着要和二姑回家。原来,你给她的种种照顾和特殊化,都是我们没能给的。我觉得,你是用姑姑、母亲、祖母的爱,来呵护这幼弱的生命,让她不至在冷雨寒风中萎黄。

当我离开了刀俎,你也日渐告别贫困。不但早早地告诉我不要再寄什么给你,而且凡是你认为最好的东西,包括你那在香港打工的女儿孝敬你的哔叽衣料、折叠眼镜,也非要送给我不可。并不是你不需要不喜欢这些进口货,只是你认为让我穿戴更合适,你也更高兴。你知道我爱喝铁观音茶,还听我称赞你亲自做的肉松好吃,就每年两三次寄包裹给我。包裹中除了照例贴上小红纸,还常附信,或者说肉松是专用腿肉做的,或者说铁观音茶是你自己试喝过的新茶。近年,我不愿让你为了这些而费力劳心,毕竟你年纪大了,单是打点包裹也够麻烦。就三番五次向你说,现在超市里这两样东西很多,质量上乘的也不少,请你今后千万别再费心费力寄来了。可你就是没听进去,往往我才说过不久,你还照寄不误。慢慢地,我体会到,这是你的一种心意,一种执拗的关爱,是往日种种呵护的延续。于是,就不再说你以后别寄的话了,而且觉得以前那几次自以为“讲实际”的劝止,实际上很愚蠢。不知道是不是曾经使你难过,如果是,就太不应该了。

你去年四月底寄包裹给我时,附信给了我一个调理气血的验方。虽然,各自体质、环境不同,那验方于我未必适合,但却流露出你对我“身体太弱”的悬挂。你比我大好几岁,我自然也很关心你、爱戴你,可是我几曾像你一样,为你的健康想得那么周到?于是,感动的同时又深为惭愧。这次的信,还说你要托个人作伴(因为视力不好)最近要来上海看我。联系到这信写法与已往的细微差别,我觉得你想来上海,很可能是要帮助我理顺一些人际关系,改进生存状态。因为,普天下,除了你,再没有别人有这种可能。如果这是我神经过敏,那么,只是来见见面,回忆往日,说说近况,谈谈亲友,哪怕讲讲油盐酱醋,也是我向往已久的。总以为你身体还不错,这次不但要请你在上海多住些时,还想以后找个彼此合适的时间,请你同我一起去为分葬两地的父母亲扫墓。谁知,这么一点很平常的心愿,竟没能实现。

那天,四妹来电话,说你住院了,心脏病发作。这十分意外的消息,让我脑子像挨了一记重拳。以前从来也没听说过你有心脏病呀。没头没脑地打点行李,踉踉跄跄地从书房走到寝室。我不知道在自己身体不好、心灵意外重伤的情况下,能否平安地到你病床前。更恐怕你见到我,情绪激动,加重病情,反而不好。于是,打电话到病房,向你说等你病情稳定,才去看你;希望你安心治疗,不要考虑医药费,无论要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尽力承担。你一再说,天气太热,路上太累,况且你现在已经好转,要我现在一定不要回去,等你出院后秋天凉爽才回去。后来听说,你住院时叫你女儿不要告诉我,还吩咐她记得我七十岁生日时为我祝寿。看来,你是估计到有可能不治,很想看我一面,可是却怕我身体吃不消而十分违心地极力劝阻我回去。我成全了自己的理智,为你对我的爱护画上了一个极其完整的句号,却让我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多少可以减少我的内疚的是四妹在你住院后所做的一切。她不但自始至终照料、伺候着你,妥善安排种种事宜,让四妹夫和其他亲人也一起送你走完最后的一段路,还再三代我表达了对你的一份关切和感激。你的后事完了,她的血压却高得令人害怕,四妹夫也劳累中暑了。她后来对我说,她是像对待母亲那样为你送终的。就凭这一点,我就很感谢她。是啊,在我心目中,你既是姐姐,又是母亲。在母亲远行之后,有什么能让二姐你高兴的事,我都首先想到你。就拿出书来说罢,明知有些书你不会看也完全用不着浪费眼力和时间,但我还是逐本寄给你,让你拿着新书欢喜一阵子,如同幼儿园的孩子将自己的作业交给母亲。可是,自己觉得像样的作业,即使今后做出来,也寄不到你手里了。然而,我还是要尽自己所能,加紧做些应该做的作业,为了我所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苦难,为了所有曾经寄希望于我的亲友。不用说,二姐你是其中主要的一个。

所以,只要我活着,二姐你便不会“没了”。在我杂乱无章的书桌旁,永远有你凝视的目光。在我吃饭喝茶的时候,永远有你关切的叮嘱。在我痛苦和忧愤的时候,永远有你真诚的劝解。如果我能有一丝一缕的幸福,也一定会想象出你欣慰的笑容。所以,我献给你的花圈上,写着一句出于真情实感的大白话:永远怀念二姐。这“永远”,就是我生命的尽头。


纵然我的“永远”终将成为无所附着的虚无,纵然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只有一次,纵然今后多数中国人没有兄弟姐妹,纵然现实的利害关系日益左右着世道人心,二姐对我的带着母性的手足情义,作为古老的天籁,也将在天地间永存。

写到这里,闷热大夜经过一阵百年不遇的暴雨后,忽然明月满窗。抬头看见,小院墙上几乎被烈日烤蔫了的长青藤又生机勃勃,一片葱绿。如洗长空里,清风追逐着流云,似乎散落着些许《安魂曲》的音符。于是,我似乎悟到:

大爱无生死,异域共婵娟。

责任编校 刘宏雁

 

2002年 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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