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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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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

2014年8月>> 诗人空间

诗歌的现实感与诗人的使命感 (评论)

邓万鹏

杨辉进来的时候

    当今汉语诗坛有关诗歌的标准讨论一直在争论不休,语言当然是困扰诗人的一个主要焦点,因此说语言是诗人一生的障碍。一个诗人的胜利,首先是语言的胜利。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一生无不同语言始终进行着殊死的扭斗。杜甫如此,米沃什如此,古今中外优秀诗人莫不如此。但就他们作品的整体意义来说,他们的成就除语言的贡献之外,除了他们终其一生地同语言挑战,那种高度的自觉之外;杜甫和米沃什们对于我们的意义,最值得诗人们注意的便是如何继承大师的遗产,如何更加自觉地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注,对现实的关注,也就是对时代的担当。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正在发生的历史,为什么杜诗被誉为“诗史”,而米则获得了诗人所处时代的见证人身份,即所谓“诗的见证”?他们对现实的关注和诗人的承担,对于当今诗人,没什么比之更具启发和典范意义了。

    经常听到有人议论:某某有影响的诗人的作品技巧和语言也都不错,但就是缺少撼动人心的力量,总觉得读那样的诗虽然也有一定满足感但总嫌不过瘾,他们的作品好像是缺了点什么。到底缺了点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就是现实感,或缺少对现实的关注。诗人的关注点在什么地方,决定着一个诗人的意义和分量。真正的诗人总是把人类的疼痛当成是自己的疼痛,甚至超过自己的疼痛。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是历史发展中前所未有的时代,它值得诗人们关注的事件早已超出事件本身,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丰富无比的伟大资源。但是,我们从网络和期刊上看到的却是太多与人类无关痛痒,与现实毫无瓜葛的诗歌,因此我们才显得对我们所期待的诗坛,变得格外期待和焦灼。

    该如何理解诗歌的现实感?诗人应该以何种方式关注现实?文革腔虽近绝迹,甚至可以说这早已不再是诗人面临的问题,应当相信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把早已被摒弃的废纸当成圣经,但是如果地震来了都马上去写地震,雾霾来了一窝蜂都去写雾霾,也并不是一个真正诗人的所取。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突发事件不是不能写,问题是如何写。反过来如果诗人们对现实的灾难连看也不看一眼,整天在屋子里玩自己的超现实,这也同样是可怕的事情。但愿这只是多余的担忧。因此不乏有人热衷把诗歌写得与现实毫不沾边,整天在云彩上飞,这当然也不该是一个真诗人所取的态度。

    当今汉语诗歌和诗人最大的难题就在这里。难在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物。他不留余地地要求诗人既要在地上走,又同时在天上飞,因为地上走的是散文,天上飞的不是散文更不是诗歌。好的诗歌毫无疑问是要在地上“走”,但这种“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走,是点地而“走”,而不是贴地而“走”,更重要的是你在走的同时还要在天上飞,这个飞的根据就是大地。否则就是乱飞。就是以大地为基础,为出发点。鸟类就是这样做的,诗人虽然是人,但同时还是带翅膀的人,我们说诗人怪,是不是就怪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好诗难写是不是就难在这里?我们说诗人难当是不是就难在这里?一个以诗为命的人如果能把这个悖论解决好了,他就离真正的诗人不太远了。当今汉语诗坛面临的问题,有前者的,也有后者的,更主要是后者的。以上边提到的杜甫、米沃什两位诗人作为当今诗人的榜样,我想应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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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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