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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09年10月>> 作家走廊

美好的工作

梁离

    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在他的知名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里断言,在美国,非学院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消失了,他将此归咎于学院制度的日益僵化、保守。萨义德则认为,学院制本应是思想独立的保障,只不过从业者缺乏有勇气的道德与心灵生活,才会造成今天的困境,他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提出,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还特别以“文学知识分子”为例,说明做文学的人倘若也高度专门化,会戕害人的想象力。在这个什么都被解构得清晰明白的世界上,文学是不是还能保持最后一点未被收编的神秘感?而现代学院制度完全是现代中国的新生事物,通过检讨文学、思想和学院之间的关系,能否梳理出一条二十世纪未竟的人文理想和情怀的脉络?初夏六月里的一天,沪上众多知名学者、作家、资深编辑步入同济大学经纬楼会议室,同济人文工作坊在这里开幕,主题是“二十世纪文学、思想与学院的关系”,由同济大学研究生院主办,同济大学中国文学中心、人文学院

    中文系承办,《作家》杂志、《上海文化》杂志、《文汇读书周报》三家协办。

    当然,以上这些文字过于正儿八经,实际上任何会议除了讨论严肃问题以外,都兼具快乐聚会的性质,当我从早上八点半起,看见陆续赶来参加会议的人士,那一张张著名而明显没睡醒的脸蛋,就预感到这一天将无比充实。

    因为来了许多旁听的学生以及“粉丝”们,所以会议室显得略有些拥挤,我们只能不停地搬运椅子进去。这大概要归功于几位年轻学生们久闻大名的人物,还有从南京等地远道而来的支持者。面对济济一堂的朋友们,工作坊“坊主”张生谦虚地称自己为“服务人员”。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教授首先简短地致辞,热烈欢迎与会代表。宗仁发先生随后代表支持媒体发言,他殷切地表示,希望能够在学院里看到更多鲜活的东西,尤其是文学教育进入大学后,讲述的概念性的东西较多,灵动的体验少了,他启发与会者回忆西南联大生动的故事与历史。现在的学院虽逢太平盛世,然而能给后世留下多少具有生命鲜活体验的记忆呢?宗仁发先生不温不火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几乎奠定了整个讨论会的基调,对后面的发言者具有高度的笼罩性,可以说后面的许多发言都不同程度地在回应他的问题。而“文学”是否就在这个维度上,既做了思想与学院的黏合剂,又在时时“离间”它们二者的关系,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论题。

    不过,由于宗仁发先生的话较为精炼,大家还没有时间去细细思考,已经轮到中文系主任,著名学者王鸿生先生致辞。他自嘲为“游击队”,因为在有限的条件下,这里的一批人总是想方设法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工作坊也许能够因地制宜,成为一种更加灵活有效的讨论问题的方式。王鸿生教授的发言秉持他一贯的风格,异常洪亮、清晰、逻辑严明,在短短的十分钟讲话里,他从理论的角度将思想与学院的关系归纳成象征、预言以及隐喻三种方式,学理味儿十足,使得台下的研究生们不由自主地打开了笔记本记录,生怕错过自己老师的谆谆教诲。

    在拍照留念以后,本次工作坊按顺序正式开始五场主题发言。第一场的主题是“同济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由黄昌勇教授主持,他引出三位同济的本土学者。正在废寝忘食闭门创作《中华诗传》的喻大翔教授,一直是同济人文的热心倡导者,由他讲“同济人与新文学”这个题目,英雄自有用武之地,他以沙哑然而中气十足的嗓音侃侃而谈,提到了宗白华、冯至、殷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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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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