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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4年10月>> 金短篇

获奖意味着什么

东君

杨辉进来的时候

    渔夫打渔,农民种地,作家码字,是各安本分。但我没听说过渔夫因为网住一条鲜活大鱼而获奖,也没有听说过农民因为比别人多收几斤谷子而获奖。作家呢?就因为比别人多写几个字而获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但也有可能带来不幸。我曾经跟一位朋友开玩笑说,杀死一个作家最好的法子就是让他获奖出名。

    每一次获奖都出乎意料。也就是说,连我也说不清自己凭什么获奖。简而言之,我获奖的原因,恐怕是因为“碰巧写出几个让人点头称好的句子”。借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是我碰巧成了某部作品的作者,而另一部分人碰巧成了某部作品的读者、评论者或评委,于是,这件事就变成了一种偶然。

    2009年对我来说是幸运年,这一年,我两度受到文学界评委的青睐。其中一个“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怎么就会落在我头上至今也想不明白。报纸刊登获奖消息后,连我单位里的同事都惊讶地发现,我原来还是一位名气不薄的作家。去杭州领奖之前,父亲过来,面授机宜。他说,上台领奖,发言切莫慌张。他称自己当年在生产大队会议上讲话,视台下众人如稻草垛。作如是观,方寸始能不乱。我不晓得这法子管不管用,兴许在登台那一刻心里一乱,也就无从回想起早年在田头所见的稻草垛的模样了。领奖当日,恰逢《西湖》杂志迎来五十岁生日。颁奖仪式上,杂志主编让我说两句。我事先准备好了获奖感言,但我还是想试着脱稿讲。讲了开头几句客套话,话锋陡转,言辞渐趋激烈,大意是说:在网络时代,一个人写得多了,就能成为作家。进一步说,你如果比别的作家写得多一点,就有可能获得“多产作家”的称号。我很庆幸,我不是“多产作家”,也没有沦为造字机器。相对于那些日书万言的作家,我应该算是懒虫一条。我甚至认为,懒是作家之为作家的一种美德。我相信天道酬懒。跟太阳一道早起的作家是可怕的,五点钟起来写作的作家也是可怕的。他们把写作当作每日的“字课”,可以随时在会议室里、车上、马桶上写东西,精神固然让人敬佩,但其结果很有可能沦为优秀的打字员。这话显然说得有些偏激,会后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的获奖感言听起来就像是一篇战斗檄文。不过,我说那通话是有依据的。曾有一位评论家这样鼓励我:你如果想成为一位名作家,让读者记住你,就得花十年时间,狠狠地写,往死里写,每年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像砖头一样砸向你的读者。很惭愧,我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之故,我一直成不了名作家。我也庆幸,我不是名作家,否则我要被洋洋数百万字缠绕至死。我不愿意把自己归类到那个可怕的“大多数”。 退一步说,如果有一天,我懒得写了,就索性不写了。即便一字不写,也不会因之带来便秘之类的困扰。说这一番话,似乎有得了便宜便卖乖之嫌,但我确乎就是这么想的。我领奖回家之后,还是不敢相信,《西湖》杂志社和诸位评委居然会把一个奖落在一个懒人头上。

    一直以来,我都无法利用边角料的时间来写作,我需要一整块时间。而且这一整块时间主要是用来发呆、睡觉、来回走动,但无所事事中我又是有所等待的,我会选择最好的时刻写下一点东西。另一方面,我总是尽量躲避那些貌似关乎写作,实则与写作本身不太相干的事务。比如网络评选、征文比赛,避之则吉。我以为,一个写作者应该保持一种与外在世界隔一点,然而又能从中求得自适的消极状态。之后几年,接踵而来的文学奖并没有改变我所抱持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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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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