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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09年10月>> 名家珍藏

带有印记的诗集

刘福春

    1955年5月对牛汉和他的诗友们来说是个黑色的月份。14日牛汉因“胡风反党集团”案被拘捕,紧接着,胡风、徐放、绿原、杜谷、阿垅、鲁藜、芦甸、罗洛、化铁、冀、方然、彭燕郊、曾卓、郑思等也因此案在本月遭囚禁。曾卓后来这样写道:“一九五五年的五月十六日——我特别记得这一日期,因为这天正是武汉解放六周年。我的生活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波折。突然地我失去了一切,单人住在一间小房里。一方面是痛苦的煎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而找不到可以支持自己的力量;对自己的前景只能从最坏的方面着想,对自己的亲人充满了怀念和担忧。另一方面,是孤独的折磨,没有自由,而又没有书报(一年后才有了),甚至没有纸笔,对于我这样一向无羁的性格,这比死亡要可怕得多。——这是第一次我面对最严重的考验,我摇摇晃晃地使自己勉强站住了。”(《从诗想起的……》,见《悬崖边的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

   
然而遭劫的还不只是诗人本人,作为“罪证”,他们的作品也被抄走。牛汉被抄走的诗集有《采色的生活》《祖国》《在祖国的面前》等。这些诗集连同其他“材料”一起编上号码,并由专人进行审查,直至1980年错案平反才归还著者。望着这些带有审查印迹的诗集,牛汉写下一首《编过号码的诗集》,全诗如下:

    我的书架上

    又渐渐地摆满了书

    但几乎全是崭新崭新的

    只有三四本薄薄的旧诗集夹在中间

    书脊上都编过号码

    显得异常异常的刺目

    翻开这几本旧的诗集看

    字里行间到处打着问号与××

    “眼泪”上批了“懦弱”

    “理想”上批了“变天”

    “赞美”上批了“虚伪”……

    我没有擦掉这些可憎的污迹

    连书脊上的号码也留着

    我将永远把它们摆在书架上

    摆在庄严的历史面前

    这首诗写于1981年,后收入1985年5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海上蝴蝶》。诗中没有想象和夸张,完全是如实的记录。诗集《采色的生活》编号是“100/2”;被批上“懦弱”二字的是诗集《在祖国的面前》里的《慰问》一诗,诗中有两行是,“他们底眼眶里满溢着泪,/喊着金日成万岁、毛泽东万岁来慰问我们”,审查者在这两行诗上打了一个问号,并批下“懦弱”二字。牛汉气愤地在批语旁边写下:“这是公安部专案组的批语。多么可怕,连欢欣的泪都不准流,还算是人吗?”

    当然带有那个时代印迹的诗集还不止被抄走的诗集,1955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的处理办法的通知》,要求“胡风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的书籍,一律停止出售和再版;其中翻译部分的书籍如需出版,必须另行组织重译”。“公共图书馆,机关、团体和学校的图书馆及文化馆站中所存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一律不得公开借阅,但可列入参考书目,具体办法由文化部另行拟定。”因此这些诗人的作品在图书馆全部划入了另类,并盖上“内部参考/不准外借”的蓝色印章,笔者见到的就有冀《喜日》、罗洛《春天来了》、鲁藜《红旗手》等。

    牛汉的诗集《采色的生活》,上海泥土社1951年1月出版,为七月诗丛之一;《祖国》,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1月出版,为现实诗丛之一;《在祖国的面前》,北京天下出版社1951年10月出版,为大众文艺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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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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