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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5年4月>> 诗人空间

“大时代”的耳语者

小海

杨辉进来的时候

    《耳语》是任白今年推出的以长诗为主的一部诗歌选集。

    任白是国内能娴熟地运用长诗这种艺术形式为数不多的诗人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长诗是需要历史观(价值观)与艺术(审美)观的统一,需要叙事与抒情的完美结合,以及考验诗人对语言驾驭能力这样一种综合性很强的形式。任白无疑都做得很好。

    《耳语》的题献是读解这首长诗的密钥——献给这个最好的和最坏的年代,献给希望的春天和绝望的冬天,献给芜杂的历史和清澈的渴望,献给歌声和祷词,献给沉睡和喘息的力量,献给最好和最难的爱。

    从这个题献我们不难发现,《耳语》呈现出来的最重要的命题就是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以及诗歌与个人命运的关系。任白擅长在长诗中进行这种交错或是平行的思考。

    首先,长诗《耳语》呈现出时代与个人双重的心电图。《耳语》告诉我们,在诗人的这根心弦上,时代与个人——诗人与他的时代并没有发生共振,颤动的是诗人的心灵,是错位的弹跳,即便是那个所谓的“80年代”,诗人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的自由气息,但那个时代还远远称不上是一个黄金时代,最多是一个文化接受学意义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文学与理想的乌托邦。进入90年代和新世纪后,随着时代节拍器的紊乱,个人心灵的律动必然也是混乱的。因为在历史或者政治术语中的所谓“大时代”,在“进化”至更年轻的一代人这里,却被升级定义为消费社会与物质享受的“小时代”。鲁迅先生曾经定义说:“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在长诗中,诗人心灵的尺度依然设定在上世纪80年代。任白抒写了60年代出生,80年代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这整整一代人心路历程的嬗变,一代人的梦想与创痛,失望与挣扎。虽然长诗《耳语》的现场设置是在丽江,可背景却重返或者说是时时闪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那些影响一代人的政治、文化事件,包括知识谱系,依旧是“80年代”的背景,也是其长诗中前世今生的一个考察点——我是指潜在的评判眼光与价值观判断——断裂与失衡的评判体系,在当下的语境中被搁置,被消解,甚至被消费,失落与茫然也就在所难免。甚至,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长诗中主人公用戏剧性的一场死亡来终结了现实中的一切。

    诗歌与生活、诗人与时代之间的“古老的敌意”始终存在。诗人本意可能并不想直接以史入诗,但这部长诗又确实起到了以诗证史的独特作用,留下诗与史双重镜鉴意义的作品。“只有意识到我们热爱的一切正处于被践踏的危险之中,我们才意识到了时代”(米沃什)。因为诗人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降的在场者和亲历者,这里面有个人生活的实录与现场的证词,当然这仅仅是诗歌意义上的。这是诗人,甚至包括了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这整整这一代人用痛楚的个人记忆和个人经验交换得来的诗。这是整整一代人的心灵史。为什么?因为那种青春的激情与生命的律动是真切的,爱情的烈火与背叛的伤痛是本真的,诗歌中的记忆已经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尤其是面对许多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个“原点”上去追索甚至去追讨。我个人所理解的大时代指称的应当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虽然不是鲁迅先生说的“非生即死”的时代,但整整一代人当中的诗人们付出过热情与疯狂(一批诗人甚至付诸自杀这样惨烈的行为),以求得自我的解脱或者救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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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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