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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5年4月>> 记忆•故事

虚症

干亚群

杨辉进来的时候

    我站在人流涌动的十字路中间,与许多人一样因为红灯彼此靠拢。默然的神情又推开彼此的目光,各自专注着前方的红绿灯。你会在下一个路口拐弯,我会在下下一个路口转身。背影是一个奢侈的词。只有一次次的目送,才会有背影。在行色匆匆的过客中,目光总是搁浅在彼此的身后。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梦见自己又回到乡下卫生院上班。我还是坐在自己那把熟悉的木椅上。我的一半清醒挣脱梦,告诉自己调离乡卫生院已经有十多年了;另一半却模糊地提醒,我又回到了卫生院里,我失却了县城的居住户口,再一次陷入我拒绝了五年的方言之中。第一个词往下重压,后面的词又快速跟上来,像一根木棍似的撬着人嘴唇的方言,它们左右围堵着我。我躲闪,我奔跑,但脚拴上了一根绳子,怎么也迈不开步。我在梦里没有弄清楚自己为什么又回去了。我焦灼不安。

    初中三年我勤奋学习,甚至达到了悬梁刺股的地步,如此刻苦学习的目的只有一个,跳出农门,把农村户口转为非农。非农在乡下人眼里意味着不用干农活儿,还可以享受种种惠民待遇,比如农民种出来的米,当时农民去购买得两毛六,而非农户口的人凭一张粮票购买只有一毛二。这一毛四的差价就是农民与居民之间的身份价。我得承认,这个身份价刺激了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的努力实现了我农转非的愿望。我考上了卫校。毕业后我分配到一家偏僻的卫生院,离家足足有五十多公里。我寒窗苦读又回到乡下,我很不甘心。尤其简陋的医疗设施,一天看不了几个病人的现实让我非常苦闷,认为自己的理想仅仅替换成了一个月一百二十元,这对我来说是不满足的。在病人面前我坚持用自己的家乡话,而在他们耳朵里那是县城的方言。于是,在病人眼里我成了一个从县城分配来的医生。我虚荣心得到满足的同时,我的失落感更加浓重。尤其一想到很有可能我会在乡下卫生院里呆一辈子,心里的痛苦足以淹没我以往的一切快乐与希望。我固执地使用着与病人格格不入的语言,有意提醒自己是这个乡镇的外来医生。每说一句话,我就会在心里刻上一道痕,我来这儿第几天了。我用自己的方言跟病人间竖立起一块盾牌。尽管我事后想起非常后悔。我用语言伤害了病人。

    醒来后,我如同虚脱,知道自己正躺在床上,窗外是一片夜色,并不是漆黑的夜色,而是由一盏盏灯光支离出层层叠叠色彩的夜晚,似乎那才是城市的帷幕。

    同一个楼道里居住了十户人家,不知道彼此的工作,三年下来陌生的脸孔变成了熟悉的脸孔,知道了谁是这个楼道的住户,而谁不是。楼道相遇,谦让的同时,脸上的笑都带着客套,彬彬有礼,又毫无情感在里面。抄水表是每个月每户人家轮流的。敲开门,说明来意。怕对方不信,手里还拿着簿子与笔,站在门口的灯下,很夸张又很主动地捧着那两样东西,似乎那是道具,而自己则是暂时顶替的演员。对方送过来一个客套的笑,让你进门。你赶紧换拖鞋,又加紧跑到卫生间,水表一般都在那儿。主人会进来,帮你开亮灯,又不放心,替你打开手电筒,雪白的灯光下水表上的指针非常清楚。

    关上门,大家在门里面做什么事都是隐蔽的,无论是高尚,还是猥琐。门外的人只能猜测,哪怕纸上的数据都不能提供门里发生了什么。那一天,我敲开了301室,老婆婆黑黑地来开门,得知我抄水表,一边阻止我不要脱鞋,一边给我拿来一支蜡烛。一支四周挂满烛泪的蜡烛,像一个刚刚号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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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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