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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5年4月>> 我说我在

苦难的还原

艾云

杨辉进来的时候

    我与阎连科虽是同乡却不熟,仅记得1999年暮秋,在河南新乡小冀召开的“中原论坛”讨论会上见过一面。我们当时是作为河南省籍在省外工作的作家回去参加这次会议。

    北方的深秋,寒意已经十分明显。迎面走来的阎连科,中等个头,面相老成,身架墩实。他穿得厚厚囊囊,不甚利落,整个给人很沉的感觉。他的表情,也不机敏,显得沉郁和拙笨。当他站定那里时,透过树隙,花花搭搭的光线照着他。他厚沉得有些像岩石,但不那么尖硬、冷冽。沉默中,他的身后,是苍凉而古老的中原乡村。白天的天空依旧湛蓝,却是可以感觉到当阳光隐去以后,残缺的夜色,移动的影子,晃动的是难眠的悲哀。

    我们开会时坐在了一排,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他不擅言辞,但在写作中,他才可以翱翔于九天之上,生死轮回,古今穿越,自由自在。我和他没怎么多说话,但相信心灵深处有沟通。

    其实我在这年年初,看过他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随后我写了厚厚的阅读札记。却是总没有找到题旨性的东西把它结构出来,无法让文字成型。在会上我没有与他谈到自己所写的这摞札记。该说什么?我的思考还达不到对贫穷而苦难命运的穿透性理解,也欠缺痛彻之中的悲悯情怀。我虽然出生河南,但从小生活在古城开封,我对河南乡村的理解仍是隔膜。不仅如此,后来学会研习的多是西方文化与哲学,满脑袋想的都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迦达默尔的现象学等等,想要做的往往是所谓拔擢当下,致高于清幽渺远的超验世界。这似乎是故意去对乡野世界和根部形态遗忘,有满口的书生腔调。

    一个人在没有上到一定段位时,确实体会不了民间更深层的东西。而眼前这个肩膀沉耷耷的同乡,心里则装有太多压人的东西;那些苦难、哀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即使已经从一个农家孩子通过入伍提干,然后又当了作家;他似乎已卷腾了出来,自己的命运改变了,可他每天仍然看到的是村庄的皮肤上,被划出淋淋的鲜血;土地的褶皱里,藏匿的是惨烈故事的质料。

    阎连科坐在会场,很认真地在听别人的发言。我不知道他在听什么,想什么。我只是觉得,看了他所写的文字,再看别的,发现什么都显得很轻了。我甚至会感觉到,自己迷醉于的奢侈话题,都有些显得无聊了。当然,他不会对别人的写作这么想,他不会要求别人和他一样苦难着。他一定会想,如果人们脸上的苦纹展开了笑靥,能吃饱,能穿暖,能活过五十、六十、七老八十岁了,还写那些劳什子做甚?本不该用千百万人的苦难做素材,去玉成那擅长书写的文学家。但是,一切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正如同无比轭重的车辙已深深碾过泥泞的土地,并狠狠嵌勒进了民族的记忆以后,凡事就都躲不过去了,如果你碰巧是个作家,良心逼使你只有讲述出来才会安心些。

    远远打量着他,这个人,他携带太多悲怆,唯有写作,才可以稀释那浓得化不开的辛酸如焚的黑色情绪。他如果不写作,就毁了,因为他多敏易感,因为他对乡村、农人那深渊般受活的疼痛。

    时隔十几年,我开始整理自己关于《日光流年》的笔记。我发现问题并没有失效,正如同苦难尚未灭绝一样。我仍然听到三姓村的西山沟那黑色的乌鸦呱呱的叫声,让人毛骨悚然;而流年的时间,发出的是长牙的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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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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