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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0年1月>> 作家走廊

列维·施特劳斯:思想的生命--卡德茵勒·克莱蒙

李文杰 译

    某天,工作在同一领域的人种学家们展开了一些争论,其论战程度之激烈让我惊讶不已,先生便笑着对我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位人种学家到来了,他工作和描述所见所闻,另外一位随后而来之时,几乎就没有其它选择,于是便出现这样的场景。在困难重重的物质环境中生活,让人们的精神极度疲惫,视野也模糊了起来,接着,阅读的回忆充斥了人们的视角。为了描述其他的东西,之前的人种学家都必须互相反对。列维·施特劳斯并不认为这些皆是出于恶意。难道先生本身不也在《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里叠放了关于南比克瓦拉人的两种证词吗?在巴西的传教士对其描述了一种肮脏的、凶横的、让人沮丧的存在。相较于这种恐怖的视野,列维·施特劳斯更愿意相信其本身的记录。先生著名的几行文字见证了人类温情的真理,描绘出了火光中爱的行为和幸福的拥抱。几年间,传教士的观看和人种学家的观看成了截然相反的二者。

    同样的,在2008年11月29日,也就是列维·施特劳斯百岁生日的第二天,播放的最近一期法国文化(France Culture)节目中,加拿大的民族音乐学者(ethno-musicologue)让·雅克·那提埃(Jean-Jacques Nattiez)激烈地斥责其不懂得带着必要的情感来聆听博罗罗(bororo)人的葬歌。然而重新阅读《忧郁的热带》,人们会发现先生对那个晚上的自我抱怨,因为疲惫已经使其屈服。在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中,人们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过同样的事情,因此,对一部人种学家作品的继承问题变得尤其敏感,同样敏感的还有就其中一幅有争议的摄影作品的解读,它们少有地进入了希斯流街国家博物馆的展览中。

    2000年,经过12年的国外生活之后,我回到了法国,却惊讶地发现在某些开设人类学课程的大学图书馆里,居然没有任何列维·施特劳斯的作品可供学生阅读。不仅如此,先生告诉我,总之,大众在这方面就更是落后了。领域是如此地小……划去了这些书目的年轻人种学教师们遭遇到了这些领域,它们比到从未见过巴黎郊区和法国村落白种人的美洲印第安人居住地探险还难——在那里,人们同睡一张床,进食如同在自己家中。我觉得这有点不知羞耻,但并不是什么问题。丢弃列维·施特劳斯,为其节省了空间。

    就像所有人类学家一样,自从1949年列维·施特劳斯第一本重要的作品《亲属的基本结构》(Structures elementaires de la parente)出版以来,先生就饱受争议,不过在认真考虑这些异议之前,先生已经早在其他地方回答过这些问题。我并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种学家,假如说我无法跟随所有争论细节的思路,可我依然记得先生的朋友萨特在1960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中的一些拙事。萨特不仅把先生的名字拼写为“Levy-Strauss”(先生名应为Levi-Strauss),而且用种族中心主义的形容词来嘲笑当地人,譬如说,“发育不良的人”(humanite rabougrie)。两年后,列维·施特劳斯于其作品《野性的思维》(La Pensee sauvage)的最后一章中,以历史的观念对萨特作品中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先生来说,那和意识形态、历史讲叙者、叙述风格和历史学家的参与有关。列维·施特劳斯如同战后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并没有对这些长篇大论的论战感到厌倦,他们召唤精心地写作,也远离了麦克风和电视的摄像机,和如今杂志中每周的辩论没有丝毫关系。仔细阅读《神话学》(Mythologiques)最后一卷中《裸人》(L'Homme nu)的结论,你会发现那里有着风格尖刻、滑稽和强有力的精彩论战,其将每一个对手都钉上了示众柱,香烟的迷雾熏得存在主义者仿若置身最美好的时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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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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