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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0年1月>> 作家走廊

语言有不同的眼睛——缪勒采访录

万之 译

    2009年11月8日欧洲大陆时间下午一点,瑞典学院公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缪勒之后,瑞典记者马利卡·格利塞尔由诺贝尔基金会安排立即电话采访了得奖作者。采访后的德语录音稿由记者本人翻译成英文登载于诺贝尔基金会网站。这里是笔者经过诺贝尔基金会同意和授权发表的中译稿。

    缪勒:你好……

    记者:缪勒女士,祝贺你。我叫马利卡·格利塞尔,我现在在诺贝尔基金会网站办公室给你打电话。我们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缪勒:谢谢。

    记者:你是用德语写作,你有一次说过,写作对你非常重要,有关生存……

    缪勒:这么说吧,写作是唯一我能成为我自己的事情,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可以这么说,写作提供我一种能坚持活下去的东西……但是,我过去工作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份职业的时候——它实际上不那么重要。可我总是被人开除,到处碰壁。那个时候总是不断有人给你穿小鞋,没完没了,审查呀问话呀挨整呀。有时候,写作好像就是有点疯狂的行为了……因为这个国家那么穷,你能看到那么多苦难,有时候你自己会想,写作确实有点那个……在这个世界上写作没有它的位置。

    记者:但是,写作也总是你在做的事情啊,为了看到另外的一面,不是吗?

    缪勒:那样,我至少还能肯定,我还是我自己,我还存在。

    记者:你是1987年离开,定居德国的吧?

    缪勒:是的。

    记者:但是你还是继续写很多故国的事情……那是为什么,你怎么看呢?

    缪勒:这么说吧,我想这是一种沉重的重量……文学会进入重量所在的地方。我在这种专制制度下生活了三十多年,那是伤口所在,也是主题所在……不是我选择了这个主题,而是这个主题总是来找我。这个主题我不能摆脱……我至今也不能摆脱。你不得不写这些永久不停地占据你生活的东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写专制制度……因为不幸的是,那个制度看来还没有结束。这是让人遗憾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专制。

    记者:你开始写作的时候,你是为谁写作呢,你现在是为谁写作呢?

    缪勒:实际上,我总是为了我自己写作,仅仅如此。要把事情搞明白,也是搞明白自己的事情,要在内心里理解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么说:我自己成了什么样子?我来自一个很小的小村子,然后我到了城市,生活总有间断,而且那个时候我属于少数民族,德族人……而其实你又不属于它。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同胞们,德族少数民族的同胞们,有这样大的冲突:他们把我革出族门,还在我写出我的第一本书的时候就那样了。这么说吧,好像是有人弄脏了他们的窝,因为我写了牵涉到纳粹主义的情形,还写了村子里的陈旧僵化的生活方式,写了他们的种族中心主义。为此他们就恨我,不饶恕我。

    他们需要有关他们的祖国的文学,所谓“民族文学”,他们觉得我是损害了他们背弃了他们。这是一个很保守的少数民族,所以我就被排斥在外了。而且我因为政治原因也被罗马尼亚社会排斥在外。然后我就到德国来了,而在这里,我总还是罗马尼亚人,而在罗马尼亚我总是德族人。所以,你总不是自己人,你是外人……

    记者:确实如此。你是否认为,你觉得你是身在局外,这很重要吗?

    缪勒:我不知道这是否重要。当然这是可以摆脱的。有时候,会让你感觉受到伤害。人要在某些方面有归属感,但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也习惯了。在某一点上,这也就是事实。本来如此。而且,你也不能强迫自己随大流,不能违背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如果因为我的看法,因为我的意见,我就不能属于他们,那就这么样吧。你能怎么办呢?你不能让步,或者装做是另外一个人,就为了能属于他们。而且这也没用。你一旦不再属于他们,也就到此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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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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