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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6年1月>> 诗人空间

她身上携带江南也携带猛虎——关于桑子《水的情史》及“江南抒写”

霍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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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的第一场秋雨在中午兀然降临,天气骤然冷下来。我和彭明榜在作协附近的一个小酒馆中等待正在赶来路上的桑子。其间谈到桑子的诗歌和绘画,彭明榜说桑子一眼看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女子,说她身上携带着半个江南。

    看着大街上避雨的黑暗人群,我想到了迷蒙中的往日江南。可是,在21世纪的中国典型性的江南和江南女子是什么样的呢?从日常生活中的性格进而联系作为一个诗人形象,“她携带着半个江南”这个近乎基于地方性知识基础上的惯性理解甚或刻板印象需要进一步辨别。因为就诗歌写作而言,如果一个诗人也被冠以如此印象的话有时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显然,多年来桑子诗歌中南方水气弥漫,江南的精神气息显豁。但是当我们将诗歌、历史和想象中的“江南”放置在当下加速度前进的城市化和后现代性的景观中来考量,如今诗歌中的“江南”有效性和重要性在哪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通过故纸堆和诗词文化以及近乎废墟的瓦砾残片来寻找“古典性”的“江南”,那么以此建立起来的物象和精神图景是可靠的吗?因为对于当代人而言,我们更想看到的是记忆和传说里的“江南”与“当下”“现实”之间的关系。就当代晚近时期的江南抒写而言,这种类型和气质的写作无疑带有非常强烈的危险性。理解的惯性和想象的惯性很容易形成写作的惯性。就江南写作而言,有那么多的诗人像是从陡峭的山坡上抖落的栗子,没有谁能阻挡飞泻下来的“时间惯性”。当那些长于斯的诗人以及外来的观光客在诗歌中不断抒写江南的流水、石板路、飞檐、细雨、纸伞、乌篷船以及山川旧梦和竹林隐逸的时候,这些固定的意象已经和俗套的成语、惯用语一样失去了曾经的生命力与精神膂力。在古代缓慢的近乎封闭的空间里,诗歌的时间也近乎静止,而那些循环往复的意象体系也是如此。而当时代语境转捩如此超出人们想象的今天,我们在诗歌中需要抒写或进行对话的是怎样的“江南”?或者就当代汉语诗歌而言“江南”的有效性以及诗人就此的发现性和重构性在哪里呢?桑子就此的答案是——“事物并非你们看到的那一部分”。此时我透过临街的玻璃窗看到桑子穿着一身黑衣穿过街道。她确实是携带着江南而来的。那么,她的诗歌所形成的“诗人形象”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在这样的疑虑中,我开始读她即将出版的这本诗集书稿《水的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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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下自媒体所催生的群粉经济和瞬间即时性屏幕化阅读的诗歌生态中,似乎每一个诗人和读者都拥有了对诗歌发表、点赞、转载和评价的自主权和话语权,似乎诗歌正在进入一个空前民主化的阶段。但平心而论,这种自由和民主以及开放在带有一定程度的乐观意义的同时,其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碎片化、圈子化、利益化和自大化、膨胀性的倾向更是毋庸讳言的。我除了不能避免的这种屏幕化阅读之外,更倾心于纸质化的阅读以及诗人之间切实的交流。在此,诗歌与诗歌的相遇以及诗人与诗人的相遇都需要一种特殊的缘分。当雷平阳在昆明翠湖边堆满故纸的房间写下四个字“水的情史”并随后快递到北京的时候,我想到的则是自古至今延续的“诗人情谊”。尽管此前我和桑子只匆匆在绍兴和福鼎见过两次面,甚至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我更认可建立于文字和诗行中的印象与情谊。当然,一个本真诗人所建立起来的诗人形象并非以往所反复反刍的“知人论世”,因为文字的世界有时候与生活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硬性与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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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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