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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6年2月>> 作家走廊

是的,兄长;是的,垂范——寿顾彬七十华诞

唐晓渡

   

    很高兴应约为顾彬先生七十寿写点什么——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日礼物了。但此事也让我有点恍惚。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问题是顾彬先生真的“古稀”了吗?说来认识他已逾二十年,倒推回去,那时他应该还不到五十岁,可印象中就是现在这个模样;换句话说,二十多年来他在我眼中几乎就没有什么变化,像是一个生活在时间之外的人。一个生活在时间之外的人,怎么会“古稀”呢?

    当然不止是笑谈。说顾彬“像是一个生活在时间之外的人”,其实是夸他那股“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玩命工作劲头。注意,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以贯之,否则就不足以令他生命的枝头上硕果累累,就不足以赢得朋友们 “劳模”“铁人”“永动机”之类由衷的赞叹。

    是的,“乐而忘忧”。这里的“忧”,首先说的是忧郁。确实,从相貌到气质,顾彬都太忧郁了,简直就是忧郁的原型或化身。他的眉头永远紧锁,即便是偶或绽出笑容时也决不打开。事实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欧阳江河第一次和我谈到这位早已如雷贯耳,但未及谋面的汉学家时,“忧郁”正是其中最明亮的部分:“长得像卡拉扬,不过是一个忧郁的卡拉扬。”他努力克制住盈盈笑意接着介绍,说德国(在后来的版本中又改成了欧洲)有一个忧郁者协会,而会长正是顾彬。

    除了忧郁,还有忧虑。这里说的是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忧虑。我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前些年他那引起了激烈争议的“垃圾论”的。在这场争论中,媒体的推波助澜,尤其是某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标题党”记者起了主要的作用,其结果是一方面使他在公共舆论场中持续“爆红”,一方面严重损害了他原本抱朴守正、备受尊敬的学术声誉。据我所知,顾彬对成为舆论“红人”从来不感兴趣,而他对原话被歪曲、本意遭误解所表达的委屈和愤懑,与其说出于猝不及防下的无奈,不如说再次印证了其初衷的天真。那些痛诋顾彬对当代小说“无知”“傲慢”以至“别有用心”的朋友,如果更在意的是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著者的相关文章,而不是经过媒体“哈哈镜”折射过的言论,当不难体察到这种初衷;如果是那样,相信他们就不会被一时火气支配,甚至会获益良多。

    我这样说,自然是因为曾经读到过那些文章,对其思路和心迹有较为完整的领略。在我看来,只有真正热爱和关心中国当代文学,痛惜其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落差,唯恐其后劲不足、行之不远的汉学家,才会写下那样急迫峻切的文字。

    当然,既说“急迫峻切”,也就意味着某些判断的偏失,某些分析的粗疏,但其大要苦旨,却也因此更值得仔细辨察。比如,所谓“语言不行”的关联域,牵动的就远不止懂不懂外语,或有没有好好读古典诗;相比之下,同样被指出的思想力的孱弱,或易于屈从于种种权势,恐怕更加致命。

    其实这些也都是朋友圈中经常讨论到的问题,但由一个“老外”说出,自是多出一重意味。我实在想象不出,倘若不是出于至诚的热爱、关切和某种忧虑,顾彬有什么必要冒着得罪一大片人的风险,逾出一个汉学家通常的工作范围,写下那些很可能招来同行“不务正业”“干卿底事”讥讽的文字?难道他真如路边大嘴所说,是被那些似乎生来就崇洋媚外的国人,或一心要“走向世界”的作家们“惯坏了”吗?果然如此,继续受用那种种不请自来的“惯”,岂非是更舒坦,更体面,也更不用担责任的选择?这样想来,倒是此事激起的波澜折射着当代文学生态的畸形,一并汇入他的,也是我们共同的忧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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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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