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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6年2月>> 作家走廊

从伦敦到曼城

刁 斗

   

    自由行

    属于我的伦敦时间,共70小时。除去三个晚上用于睡眠,小半天用于推介我刚出版的英文小说集《POINTS OF ORIGIN》,其他45小时,没确定的事情非做不可——吃饭和读书,无须专有化地切分光阴。当然了,我不远万里地来趟英国,也不可能还像在沈阳那样,只让日影在饭桌与书桌间往返流窜,户外清明的天气和我自己清醒的头脑,都已替伦敦城向我发出了邀请,我没理由不演好游客的角色。

    演——游客?的确如此。我不擅旅游,只长于闲逛,一旦出门在外,游客只能是我扮演的角色,而很难成为我的身份。如果有伴儿,作为一个随和的人,我倒不介意以同伴的意志为我的意志,别说旅游,“视察”的脸皮也觍得出来;可倘若出行的只我自己,闲逛便是我唯一的姿态。

    我的间或远足,其意义仅在于颠覆我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与其说我渴望“前往”他方,莫若说我看重“离开”此处:也就是说,行北京与走东京并无区别,即使去月球,我也不觉得窝飞行器里聊天看书就比参观嫦娥博物馆更不妥当——不好意思,我这么咬文嚼字,非把个简单的行走离间出几重不同的意思,已经首先不妥当了。没办法,对人文景观或自然风物那种确定的、具体的、目的性的奔赴,在我就是兴致不高,而通往偶然或未知的“离开”,即使麻烦多风险大也让我迷恋。

    多说一句,本来我特别喜欢“游”字,可为了避免让人联想到它与“旅”或者“客”的组词,我只能退而求其次,让“闲”替它与“逛”联袂。

    我最初憧憬“离开”那会儿,中国人刚被允许把饭吃饱,自然地,旅游的概念也刚刚萌芽,所以,还既无旅行社,亦无旅行团,除了有本事支配公款的,多数人并没资格更没条件为名山胜水糟蹋盘缠。可旅游这事契合人性,而契合人性的事,一旦发端便易成规模,成了规模又易生教条,于是,后来被提炼为旅游铁律的那段顺口溜所表达的意思,在放之四海前已先皆准了:上车睡觉,下车撒尿,逢商店购物,遇景点拍照。现在想来,爱动的我,本该是“旅游”麾下的一员壮丁,却易帜“闲逛”另立了山头,这只能与旅游模式中,那种抹杀个别化消解独异性的缺陷让我抵触有关,而不该有别的微言大义。但那时的我,喜欢高蹈热衷升华,就把“闲逛”的高深,命名得莫测了。那时是1980年代尾声时段,正思想混乱的我,于偶然中,囫囵吞枣了瓦尔特·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这本小书繁复晦涩,并没帮我更明白资本主义或波德莱尔,可歪打正着的是,它使用的“游手好闲”这一熟词,却让我品出了新的滋味,还经此找到了拒绝的方式与投身的方法——那种方式方法,可以与旅游有关更可以无关。自此,我不仅不再为自己无所事事的闲逛形象感到羞赧,还借助“微服的王子”与“不情愿的侦探”这两顶冠冕,堂皇化了自己种种的无厘头表现:比如1980年代去四川那回,我随大溜儿夜里爬了半截峨眉山后,忽然觉得没大意思,就在次日凌晨别人登顶看日出时,搭车下山回了成都,再漫无目的地徘徊街头,翻武侠小说般,阅读了半天四川妹子;再比如1990年代走青藏那回,因为是从沈阳开车直奔的拉萨,何等的有特色可想而知,可前后一个月,面对无数值得记忆的场景人物,我包里的吉米特相机硬是没拿出来过,当时我突发奇想的歪理邪说是,“到此一游”的快门每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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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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