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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6年2月>> 诗人空间

诗人桑克的“四个四重奏”

茱萸

   

    一、引言:“孤独的怠工者”

    按照业内善于贴标签的惯例,桑克一般被归类于“中间代诗人”的行列——这个当初在诗界势头凶猛如今却后继乏力的提法,似乎要为没赶上“第三代”末班车,而又明显无法归类到新生代的一干人等争得阶段性文学地位而设——言下之意是,要想在夹缝中生存,或许得两头受气。两头受气的情形不只这一次。在上世纪末名噪一时却伪问题成堆的“盘峰论争”上,桑克的北师大同学和学弟都充当了所谓“民间阵营”的急先锋的角色,而无论事前还是事后,桑克却通常被视为该阵营的对立面,所谓“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人物。即使当年他本人并不承认这个,最多认为自己算得上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怎样做知识分子》,随笔,2001),毕竟这扣上的帽子也会带来需略加解释的尴尬。

     

    然而,时至今日,桑克依然会在诗里写“比较文学折磨着布鲁姆”,“厚脸皮而又直率的知识分子”(《穿比基尼的禁书》,2015)这样的诗句,“民间阵营”的诗人们要写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性,要嘲弄那些他们嘴上的“小知识分子”,哪需要表达得那样隐晦!归根结底,“中间代诗人”也好,“知识分子写作”也罢,这些提法,一则是为了方便研究者和批评家们一劳永逸地按图索骥,二则是为了让丧失创造力的诗人有更多的由头来画地为牢;它们倒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它们还有精神按摩之功效——这亦是时下的诗歌批评能起到的显著作用。

    不过,与在诗歌这座水泊梁山的大小交椅上坐着的“头领”相比,桑克算是一个“异数”。他的异,恰恰在于他的同,在于他诗歌之途上的守常和自爱。这说法像是一个悖论。然而这同,也不过就是过去之我与今日之我“吾道一以贯之”的另种说法。放在当代诗歌三十多年的场域中来论,能遵循一条惯常的路径以锤炼心性和技艺,不急不躁平稳完善自己的情况,实在少而又少。因为这里头的大多数人,不是毁于混合了时代和个体因素的双重疯狂——如金斯伯格(AllenGinsberg)在《嚎叫》中所嚷嚷的那样——就是毁于为宏大叙事所鼓噪起来的集体性谵妄;他们瞅准了时机,在需要美的时候谈美学,在激进的年代表达冲动,在风云四起之时远走他乡,在功成名就之后归来,周旋四方,聪明得滴水不漏。但诗汪洋恣肆,沧海横流大浪淘沙,方衬托出桑克这样的诗人之异处和益处。

    话说回来,桑克或许意识到自己身上也可能存在那种见诸同侪的疯狂和谵妄,但他放大了自己的“消极”一面,以及这种消极所带来的自我价值:“我的疯狂多么宁静啊/我的时代怎样地知道我的光辉”。(《我的疯狂多么宁静》,1990)桑克经常在诗中表达日常生活的无聊性,接下来,他又越出无聊的边界,从消极中获得了积极色彩的自由和勇气。不仅如此,在诗歌上,他还能三十年如一日地勤奋写作,并且从中获得自我确认的激情和新鲜感,获得虽然无望却也无尽的安慰——哪怕激情如他自己诉说的那样,是“激情的灰烬,/灰烬之中零散的火星”(《青春》,2007);哪怕新鲜只是来自生活“陈旧烂熟的表面”(《夏天看见的表面》,2015),也因“沦为秘密”(同前)而值得再次猎奇般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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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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