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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6年3月>> 记忆·故事

报国:纸上的文人

詹谷丰

        一

    如果生命重来一次,我不知道张季鸾先生还会不会选择新闻,让自己的命运和一张薄纸紧紧连在一起,至死仍不分开。

    1942年4月29日的风光早已成了纸上的记忆和老人心中的往事,一切坚如磐石的赞誉都已经风化成了泥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的辉煌已经羽化成为一堆白骨。

    所有的白骨都无法还原一个人的音容笑貌和身形血肉,后人只有在遥远的民国故纸堆中寻找张季鸾的精神。如今交通方便,到达民国的时间仅在一夕之间。我在北京城中的《民立报》社,看到了1913年的张季鸾。这个清瘦矮小的陕北汉子,一袭深色长衫,步履从容,举止纾缓,俨然一介江南书生。这个形象,张季鸾先生无意中保留了一生,三十年后他在香港《大公报》社的靠背藤椅上,依然塑造了一介书生清瘦挺拔的风骨。虽然严重的肺病让他身体虚弱,面容憔悴,但他的长衫、布鞋和庄严的神情以及手中的那支笔,使一个书生永远定格在民国的时光中。

    “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精诚爱国”“功在国家”,这些超越政治为国共两党共同的赞誉,是张季鸾死后的哀荣。九泉之下的人没有知觉,但是活着的人却可以感受到这些文字背后的重量。这些往往与“英雄”这个名词相互关联互为逻辑的评价,对历史隔膜的后人最容易到抗日战争的沙场去寻找悲壮的情怀,少有人知道,这些分量像大山一样重的赞颂,却是一个手握狼毫在纸上发声的文弱书生的悼词。

    这些让后人惊叹的哀荣,被70年的岁月彻底风干了水分,我只在坚硬的石头上读出了“著名报人”四个真实的汉字。“著名”,是别人的评价,“报人”,才是他真实的身份,一个贯穿了他全部人生的职业。

    一个人的一生,写在纸上,却要经过七十多年的磨难,才能水落石出,盖棺论定。

    张季鸾倒下去的地方,离战场很远。医院不是产生英雄的场所。他倒在一张名为《大公报》的纸上,张季鸾死后的哀荣,超越了政治和政党,那些到达顶峰的赞美之词,让一个在报纸上说话的文弱书生创造了奇迹。

    1941年的重庆不是敌我相争的前线,但是病床上的张季鸾听到了日本侵略军轰炸的巨响。这个生命进入了倒计时的书生,胸中还在涌动着报国的情怀。病入膏肓的张季鸾,连握一支笔的力气都耗尽了,然而,当王芸生走进病房的时候,他却突然有了精神,他对王芸生谈起了日本飞机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

    作为《大公报》的同仁,王芸生深深了解张季鸾的性格,他没有回避张季鸾关心的话题,用沉重的语气说:“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人啊?”

    发生在1941年8月重庆病房里张季鸾和王芸生对话的描述,是2015年的非虚构散文以及一个不在现场的写作者无法胜任的任务。幸好,我在徐百柯先生的《民国风度》一书中找到了历史的记录:

    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回问:“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突然间,本已极度虚弱的张季鸾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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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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