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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6年4月>> 作家走廊

从眼里取出一座孤城

丁燕

   

    一

    2014年8月,接到电话的那刻异乎寻常:幽暗撤离,初升的阳光带来明亮,瞬间,深圳及深圳往事皆被擦亮,令我陷入回忆。我如老戏迷般,浸淫于熟稔对白,温故知新——我知道“晚八点”;我知道南区;我知道多功能厅。

    我忍不住说:以前我常去。原来对深圳,我一点都不陌生。

    2010年8月,作为租住在深圳南山区桃源村的房客,我常乘坐公交车穿行过北环大道,到达书城,去听“深圳晚八点”。可怕的北环大道,常空荡无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被消解成为车和车。讲座尚未结束时,我便起身,疾步穿过嵌着大玻璃的厅堂,越过歌手离去后的广场,赶到车站等最后一班公交。昏沉沉返回桃源村,漫过积木楼房,瘫在出租屋的床上,在潮闷中睡去。这就是我的深圳星期五。

    多么残酷,离开深圳三年,我没有一次重返中心书城,去图书馆借书,试图和那里的朋友聚会,主动讲述“我在深圳时……”。现在,记忆的冻土层开始消融,那人潮人海,那摩天大厦,那喧嚣躁动,以无比熟稔的方式复活再现。然而,如果我将这些有声、有味、有色的画面拼凑起来,再为它们涂上神话光圈,并撰写出华丽的说明词时,我会为自己感到恶心。三年过去了,我终于慢慢厘清当初懵懂逃离的本质:我根本没有做好在中国一线城市生活的准备,而那座城市就是绿巨人,就是哥斯拉,就是变形金刚,只需用一种看不见的,最末梢的力量轻轻一甩,便会令我彻底消失。

    深圳是我的失败之城。我以逃离者的身份离开它后,居然,在匆忙中忘记退还图书馆的借书卡。那银灰色的四方形,便一直蜗居在我钱包的夹层。离开深圳整三年,我从未再次使用这张卡,而和这卡相连的有关记忆,似乎也日渐遥远,像一场梦,或根本不存在。

    我身为乌鲁木齐市民的时间太长久:17年。所以在深圳我必定受挫。我没做好任何准备:资金、知识、心理承受力、坚韧度、收缩性。没有。我像中弹后要强降的飞行员,撑开伞,飘到哪里是哪里。我不是被这颗巨钻的璀璨所吸引,日思夜想,投奔而来,而像一个梦魇里走出的幽灵,偶然地,仓皇地,就站在了深圳的大街上。我像个从没吃过提拉米苏的乡下孩子。是在深圳,我第一次深刻而痛苦地意识到:我来自边疆,来自小地方,我的局限性那样明显。

    我在深圳缺吃少穿吗?被抢过包,拽过项链吗?不,在深圳,我迎面遭遇到的是酒店光洁的大理石,购物城的轻音乐,各类美食,各种诗歌朗诵会,夏夜酒吧的聚会,美术展,高峰论坛。我不仅去深圳书城听“晚八点”“市民大讲堂”,还去何香凝美术馆听讲座,去恩平街华侨城文化创意园听讲座。我听讲座都听疯了:两眼圆瞪,两耳搜索,笔尖滑动,疯狂记录。啊,一切讲座,无论对方以何种身份,讲何种问题,我都能汲到养料。

    但在流光溢彩中,却潜藏着一种看不见的焦虑。好像每一个到达这座城市的人,都会受到一种魔力的蛊惑,变得无法平静;同时,又逐渐迟钝——嗅觉、视觉、听觉日趋衰退。看到电视里有抢劫、杀人、盗窃以及其他犯罪时,我惊诧地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愤怒,好像,那一切都是生活在这个城市不可避免的衍生物,犹如社会要进行工业生产,便一定会发生工厂事故般,既然生活在这里,便要学会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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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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