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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0年1月>> 记忆·故事

记忆故事三则

谷长春

    朋友领导 领导朋友

    1985年组织上指定我负责省委宣传部工作之后,接触的第一件事是准备召开全省文艺创作工作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繁荣文艺创作,多出作品,出好作品,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要解决些什么问题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关于帮助文艺界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方面,在省委副书记王忠禹同志的关心、支持、协调下,已有打算,比如,在科学会堂中拨出两个楼层作为省文联和作协的办公用房;在为高级专家修建住宅的计划中,把文艺界的专家学者列入其中;为剧团增加些经费等。这无须再讨论了,开创作工作会议,主要是研究“软”问题。

    为此,我和部里主管文艺工作的同志一起进行调查研究。感到,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思想影响是繁荣文艺创作的主要障碍。

    从文艺界内部来说,对文艺要不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如何为社会主义服务,看法并不一致。较激进的同志片面理解创作自由,认为“注意政治方向”会束缚文艺家,不必强调深入生活,现在的文艺创作缺乏的是“自我心灵的述说”,在“自己脚下打一眼深井”足矣,排斥任何来自外界的“干预”。而较保守的同志则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上说尊重文艺规律,实质上还是主张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把精神污染问题看得重,希望纠正“右”的倾向,对文学家艺术家“加强思想管束”。

    而从各级领导文艺工作的有关部门来说,主要是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把握上还存在“左”的影响,片面理解“阵地意识”, 唯恐“出问题,捅娄子”,因此鼓励引导少,监督把关多,造成“空气紧张”,使文艺工作者心有余悸,顾虑重重。

    在上世纪50年代,与我同是“文学爱好者”的青年小文友们,此时有的已成为卓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了,因为他们与我有旧谊,所以敢于对我说真话。

    有位作家说:“老谷,这回你当我们的‘头儿’了,你将怎么管文艺工作,这帮朋友们在拭目以待,你可别‘人一阔,脸就变’,跟我们‘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啊。”

    我问:“这话是啥意思?”

    “文艺界要想糟践个人,那损嗑多了,你可别让我们大伙给埋汰了。”

    “详细点儿说,都有什么反应?”我有兴趣听听。

    “有人说现在管文艺的干部是‘监督岗’、‘望哨’,是‘拿听诊器管文艺——专门找病’,这虽然不是专指哪个人说的,却反映了一种现象,你应该重视。”

    有位导演向我建议:“开会不要光是你讲,然后让大家消化、理解,贯彻、执行,要发扬民主,让大家多说说。”

    他们这些话给我打了“预防针”。在把问题和会议的指导思想研究清晰之后,文艺处要为我起草讲话稿,审定后印出来,开会时发给与会同志。我主张改一改会议的“程式”,我提议,按大家研究的意见我先讲,请与会同志充分讨论,在吸收他们意见后再形成稿子,如果有必要,会后再印发。

    我在长春市委宣传部时,曾发表过《“图解政治”小议》等几篇关于文艺的杂文,我参考着列了个提纲,在会上作了个“首先发言”。会上,张松如(公木)、蒋锡金、杨公骥等文艺界的前辈,坐在第一排的沙发上,神情严肃地听我这个“新代部长”到底要讲些什么。

    我当然要讲在文艺思想上“左”的和“右”的表现和影响,尽管是说理的,分析的,也还是讲原则,讲是非,开展批评啊。讲的时候,我不时眼望台下,观察大家的反应。台下那些熟悉的面孔引起我的回忆和联想:原来我们是朋友,现在,我居于领导岗位批评他们,我们还能继续成为朋友吗?因此,讲到最后,我一时兴起,感喟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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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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