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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6年5月>> 塞纳河畔

沙畹的译事内外

卢岚

        沙畹(E.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以法国驻华使团自由工作人员的身份第一次到中国时,是个24岁的小伙子。抵埗伊始,连“对不起”也不说一声,一步就闯进了《史记》这座古代中国通史大楼,且不见外得紧,在数千年以来积聚的家私杂物当中,翻箱倒柜,像私占人家空屋者,不再出来了。他要翻译《史记》。不,是注译《史记》。按照东汉史学家班固的说法,《史记》是一部“涉猎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间”的史书,小伙子曾否自问能否挑得起重担?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主修的是康德的哲学,是院长佩罗(G.Perro)让他转向中国领域的。你屈指细算,他跟老师考狄(H.Cordier)学了多少天中文?方块字跟欧洲的拼音语言有极大差别,没有词根变化,没有时态,没有单复数,跟口语脱节,因为没有拼音。欧洲人学汉语谈何容易。长久以来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语言是第一障碍。

     

    《史记》即使于中国人,要看懂一个故事,也要翻上好几回《辞海》,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古文。“天其素王之乎?”你想明白,就得去查阅资料。据沙畹后来的说法,当年他就某一个问题去请教中国人,几乎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但小伙子对文字迷宫感兴趣,对埋在地下的历史感兴趣,一种偶然性把他推入汉学界,但没有谁能够再把他推出来。他迫不及待开始工作,在清朝驻法使馆参赞唐夏礼协助下,从中国的古老祭礼“封禅书”开始。翻译是两种文字的转换,而沙畹的翻译首先是探索,一边翻译,一边研究作者曾经参考过什么文献,利用过什么资料,其可靠性如何,然后他又去追踪那些文献,探讨其真实性,再将各种线路重新连接。难得的是在追索过程中,不用砸门撬锁,轻易将所有大门都打开了,所搜索出的资料的数量﹑宽广度,事无巨细,令人吃惊。你等着这个西洋小子闹出故事,谁知没有事故,且出手不凡,四年后已经注译了全书的一半,由基督教会主办的北堂印刷厂出版了。从1895年以后的十年间,也陆续在法国的Ernest Leroux出版社出版。注释的详尽,考据的广泛严谨,有理有据,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你看他的译作,就得左三页右三页地翻着看,因为译作由译文和附录两个部分组成,你看过附录才更加明白原文。他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熟悉,求证资料的复杂繁多,你没法理解,就像对伯希和的语言能力的没法理解。外国人从此读到一部有年份,有故事,有声,有色的最古老的中国故事:《史记》。君臣、父子、长幼、夫妇间的次序,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礼义廉耻,帝王的暴虐,或人神之间的感应,就在千年的律法底下,以立体面貌出现,各人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粉墨登场。在时间上和精神上都显得遥远的东方世界,被推到西方人的眼前来了。从利玛窦以来,每一代传教士对汉学的涉猎大体琐碎,着眼点大多是近期文学,着重于翻译或改写,是业余爱好者的研究方法,外国人从他们笔下认识的中国不多。而沙畹《史记》注译的出现,于译者而言,是探讨了中国上古历史和文化源头,客观效果是促进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汉学研究也被推动起来了。他的注译本事,可以把翻译家冯承钧对他的《中国之旅行家》的评述作为总体的评述:“初阅时觉多为我国旧籍中之记载,经外国人所译述者,不肖终读也。近检藏书复见之,重读一过,见中有若干材料,为余穷年累月所难解决之问题,今皆不难按图索骥。是此书不特为翻译之品,且兼有考据之功。中有数事,均足以补我史籍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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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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