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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6年6月>> 记忆·故事

向阳而生

鲍尔金娜

   

    这篇是有关姥爷的故事。

    在我长期的认知里,姥爷就是姥爷家,姥爷家就是姥爷。难以把姥爷作为一个单独的人来想。一个高大,粉胖,声如洪钟的老人,性格偏于疏淡的一方面,从表情里很难猜出情绪的去向。但看电视剧时偶尔会默然掉泪,被我们发现后很困窘地哑笑。年轻时候是清俊的长削脸,听说很严厉。年老后性格自然放松了许多,冰箱里总有红豆绿豆雪糕,孩子们去不去都准备着。晚年的姥爷腿脚不好了,每天被姥姥催促在客厅踱步,他走走就溜号,去鱼缸边捞鱼屎,更多时间里还是喜欢赖在藤椅里读报纸,偶尔抬起头搭几句话——想吃什么,不想吃什么,傍晚的天气如何,哪样电器他准备修一修。姥爷被细绿的吊兰叶子所包围的剪影是一个庞大而柔和的存在,与深红的地板和白墙半融在一起,看见他和看不见他都很容易。

     

    我对姥爷最后的记忆是他半躺在藤椅里,肿胀发白的脚搭在另一个椅子上。淡蓝床单上放着收音机,音量大得让人发慌,因为耳朵听不见多少了。安静的午后阳光里,姥爷头发是淡金色,眯眼凝视窗外,对那新鲜运转着的世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饥饿。像那样的老人,全世界大概有许多吧。

    姥爷去世后,我的大脑在压抑当中开始出现选择性记忆,越来越多地跳过他在最后一个家里度过的最后时光,目不斜视地飞回二十年前,在碧蓝的天空里俯视我上小学时的姥爷。那时的他是我童年的守门人。

    因为小学离得近,我和表妹珍妮在姥爷家吃了六年午饭。放学后还再去一次,等各自妈妈接回自己家。那个家属院不算很大,靠着热闹的街边。里面有南北三栋联排的五层淡黄色砖楼,楼间距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宽阔得惊人。大门口的收发室里住着当年看起来就一百多岁的王爷爷,个子很高。除了收发报纸,好像也兼卖啤酒,门口总摆着插满绿玻璃瓶的塑料箱。冬天他烘着小煤炉取暖,满墙报纸发出微焦的香气。我们玩游戏的间歇都爱去他那儿闲待着,从不敲门。王爷爷坐在炕边,翘起二郎腿和我们唠嗑,夹烟的手在锈迹朦胧的小窗前比画,那种潇洒,还把生死当回事的人绝对模仿不出。

    大院里没有花坛,灰黄色地面像陈年吐司片一样坑坑缩缩四面铺开,野草灌木贴着墙根疯长。其中有几株桑葚,我和表妹珍妮到了季节就摘了当零食吃,直到院里几个男孩叉腰声明,那些果子之所以美味得感谢他们的尿。每年春天,我和珍妮都在院里四处找土地埋“花窖”。男孩们看不起这种浪漫古怪的仪式性游戏,找到花窖就要挖出来破坏,但我和珍妮很会挖地三尺。花窖里除了收集来的花瓣,还放水果糖的半透明彩光糖纸,地摊上买的香珠,反正是一切我们觉得玲珑可爱的东西。最后用一块捡来的玻璃片盖上去。阳光下那堆乖巧闪光的收藏品看起来妙不可言。次年春天再去找花窖,看到它们的平安无瑕,心里总很感动。

    姥爷家在三单元一楼的右手边,在我记忆里很少锁门。门口挂着沉坠的珠帘,冬天也不换夹棉布帘。我没事就爱抚摸那些杂色的纺纱锤形珠子,觉得应该是用彩色报纸卷成的,不知道谁肯下那么大功夫。虽然不像赛璐珞材质的晶莹透亮,还是有种梦幻琐碎的盈动,拨开门帘时我总想象自己进入了苏妲己的寝宫。靠门边的卫生间也有神话氛围,烟囱似的细高小方屋,没窗户,樱桃红灯泡高悬在顶棚,一拉灯绳,整个人就掉进一片深艳的红色汪洋。墙上裂纹消失了,洗脚盆像触礁的飞碟高悬在墙边。粉色手纸变成酒红的仿古信笺,被我拽出飘垂的一长段。在马桶上坐着,我经常会有各种奇思妙想,自动屏蔽了隔壁厨房里姥姥炒菜的声音和姥爷咚咚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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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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