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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6年10月>> 作家演讲

我对文学翻译的一些感受——2016年8月15日在第四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阿来

   

     

    接到这个会议通知时,我心里是有些犹豫的,到底要不要来参加这样一个会议,来面对这么多的汉学家,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度不同语言的翻译家。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会议主办方一个主要动机就是推荐一些中国作家,来引起翻译家的注意,接受他们的挑选。

    有些情形下,等待被关注被挑中并不是一种特别美妙的感觉。

    就我个人而言,对于翻译这件事的感觉可能比别人更为复杂。

    在每一部关于中国抗战的电影电视剧中,几乎都有一个翻译的形象出现,穿着中国的便服,戴着日本的军帽,传达的也总是来自侵略者的不祥的消息。我从刚刚看得懂一个故事的时候开始,耳濡目染的就是这样的关于翻译的漫画式形象。这自然是创造性疲软,思维方面习惯性懒惰造成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翻译不都是这样的形象。早在我少年时代的生活中,就已经熟悉另外一种翻译的形象。那时,我生活在一个以嘉绒语为日常语言的村庄。人们用这种语言谈论气候、地理、生产、生活,以及各式各样的,简单的复杂的情感,当然还用这种语言谈论远方,那些我的大部分族人从未涉足过的,却又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远方。我所讲的这个嘉绒语,今天被视为一种藏语方言。而很多的远方,那些人群讲着另外的语言。近一些是藏语里另外的方言,再远是不同的汉语。在我的家乡,他们的确把汉语分成不同的汉语,前些年,一个老人对我谈起我的爷爷时就说,那是个有本事的人,他会讲两种汉语,甘肃的汉语,四川的汉语。除此之外,还有电影和收音机里时时响起的普通话。那时,我们一个小小的村庄里就有着能程度不同地操持别种语言的人,有他们在,两个或更多只会一种语言的人就可以互相交换货物,交流想法。这些会别种语言的人,往往还能带来远方世界更确实的消息。在我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中,这些会翻译的人是一些形象高大的人,他们是聪明的人,他们是能干的人,是见多识广的人。他们和抗日电影里呈现的翻译形象完全是天壤之别。那时,我还没有上学,但我已经有了最初的理想,那就是成为一个乡村的口语翻译家。

    后来,村子里有了小学校。我上学了,开始学习今天用于写作的这种语言。我小小的脑袋里一下塞进了来那么多陌生的字、词,还有这些字词陌生的声音。我呆滞的小脑袋整天嗡嗡作响,因为在那里面,吃力的翻译工作正在时刻进行。有些字词是马上可以互译的,比如“鸟”,比如“树”。但更多的字与词代表着那么多陌生的事物,比如“飞机”。还有那么多抽象的概念,比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我那建立在上千年狭隘乡村经验之上的嘉绒语中,根本不可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表达,这是我最初操持的母语延续至今的困境。即便这样,我也骄傲地觉得我正在成长为一个可能比以前那些乡村翻译更出色的翻译家。

    是的,当我在年轻时代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很多时候都觉得,我不是在创作,而是在翻译。这使得我的汉语写作,自然有一种翻译腔。我常常会把嘉绒语这个经验世界中一些特别的感受与表达带到我的汉语写作中间。当小说中人物出场,开口说话,我脑子里首先响起的不是汉语,而是我刚开口说话时所操持的嘉绒语,我那个叫作嘉绒的部族的语言。然后,我再把这些话译写成汉语。自然,当我倾听那些故土人物的内心,甚至故乡大地上的一棵树,一丝风,它们还是会用古老的嘉绒语发出声音,自然,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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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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