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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6年12月>> 作家走廊

多刺荆棘上结出了鲜美的桃子——诗歌成就了鲍勃·迪伦音乐的灵魂

小海

        诗歌,诗歌,诗和歌是同体共生的,一对孪生双胞胎,这是最早的诗歌与音乐的发生学。这种歌诗同源的关系让诗与音乐彼此成就了对方。《尚书·尧典》上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开篇对《诗经》所作的经典论述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歌与音乐曾经有一张共同的出生证,东西方一样。从荷马、萨福,一直到中世纪的吟游诗人。他们随身携带的乐器可能是不同的,中国也许是古琴或者是箫,而在西方也许是竖琴或长笛。

    在当代,如果一个人多才多艺,集诗人与歌者于一身呢,则类似于激活了这一古老传统。今年瑞典文学院的一帮老人们,出人意料地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位似乎永远属于六十年代的“青年”诗人与歌手鲍勃·迪伦,可谓目光独特。“垮掉一代”的旗手、诗人艾伦·金斯伯格早已这样评价鲍勃·迪伦:“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诺贝尔奖评委会给出的颁奖理由是:“鲍勃·迪伦在伟大的美式歌谣的传统下,创造出全新的诗歌意境。”这是一次诗与歌跨界密切关联的明证,也堪称是诗歌史与音乐史上的一个传奇,收获了来自诗歌与音乐两个领域人士的艳羡与赞誉。恐怕这在诺奖历史上也是极少见的,尤其显得珍贵。诺奖授予了一位叛逆者,这是奇葩中的奇迹,犹如多刺的荆棘上结出了天然鲜美的桃子。也预示着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述说的“六十年代”那样一个动荡与传奇时代的结束。

    说起鲍勃·迪伦,我想,至少有“六十年代”“反抗”“波西米亚之爱”“在路上”这样几组关键词和符号,让我们浮想联翩。

    我在八十年代的南大校园读书时,系里的美国留学生最爱的依然是两个鲍勃,即鲍勃·迪伦和鲍勃·马利。由此,我也记住了那个肩挎吉他,脖子上挂一副小口琴的民谣歌手形象和他的磁性嗓音。就是说,二十年过去了,和我同龄的一代美国人,依然能感受到鲍勃·迪伦们的理想主义与乌托邦精神的余绪。上世纪六十年代是美国的多事之秋,冷战、核威胁、嬉皮士、越战、民权运动、登月,那却是迪伦们的“黄金岁月”。他本人前后历时三年,在打字机上亲手敲出记录自己童年以后的成长经历与非凡体验的自传《Chronicles,Vol.1》(中文译名为《像一块滚石》),虽然出版于跨世纪之后的2004年,却几乎和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一样,成为一本艺术青年的“圣经”。迪伦和“垮掉一代”的诗人金斯伯格是好友兼同路人,他们都是一群精神上的游牧民族,波西米亚式的流浪艺术家,用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创造力,蔑视与挑战传统、经典与主流艺术。最终,他从翻唱民歌和黑人音乐开始,到自己作词作曲,成为获得过格莱美终身成就奖、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和普利策特别荣誉奖的一代巨星与偶像,也成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文化的象征;现在又进了诺奖的文学名人堂。获奖对一位桀骜难驯、永远“在路上”的反叛者来说,也许不无反讽的意味,但却是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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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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