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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0年2月>> 作家对话

追求逻各斯的文学--乔恩·格里菲思

残雪

   

    这个访谈由2009年9月20日—10月18日残雪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乔恩·格里菲思先生的电子邮件组成,对话全部用英语进行。现由残雪将全文翻译成中文在此发表。

    格里菲思:你生于1953年,那在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你的孩童时代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你那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残雪:我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我父亲1957年以前曾任《新湖南报》社长。我母亲也在这个报社工作。我们家有八个孩子,还有外婆。我们一大家子都住在报社那栋大房子里。

    那时在中国,报纸几乎都是党报,所以我的父亲是一位忠实的共产党员,他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他努力学习西方哲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家庭像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家庭一样,是非常正统的。也许还是正统家庭里面最为正统的吧。那意味着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之间相互非常诚实,从来不说谎。我们公平地共享美味的食物、糖果和水果,我们的父母毫不偏心地为我们分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小孩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学习。我们很少谈论物质方面的事。但正统家庭同时也意味着,父母的话永远是正确的,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应该“听话”,而不能有同大人不同的意见。实际上,那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社会风气,这个风气的特点是:朴素、真诚、理想主义。但与此同时,那也是非常压抑人的。家庭里充满了独裁氛围。我记得我总是非常紧张(怕犯错误),并且极度内向。

    1957年,我父亲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极右”,我们这个大家庭从长沙城里迁往郊区的一套很小的宿舍(总共只有两间很小的房间),那是父亲劳教的地方。在我们的宿舍后面,是美丽的岳麓山,山上有很多树,小溪潺潺,还有很多很幽美的坟墓。那时是大跃进时代,大家都吃不饱饭,像我们这种遭难的家庭更是极度地贫困和悲惨。然而对于这个家庭的小孩来说,岳麓山是我们的天堂。只要天不下雨,只要不是难以忍受的寒冬,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山上。我们寻找那些可以充饥的野菜、野果、菌子。我们开荒种蔬菜,或漫山遍野地去寻找可以做燃料的“柴火”。没事了我就同两个幼小的弟弟在山上玩耍。那时我们每天都为饥饿所折磨,可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如此地丰富多彩。

    这就是我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之间那几年的大致情况。我想有几个因素对于我个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是五六十年代理想主义社会风气的熏陶;二是在我孩提时代最为关键的那几年里生活在大自然当中,让我领略了美是什么东西;三是家庭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这使我能够同普通人一样来看待生活,而不是某个有优越感的人;四是家庭内部极度的专制氛围,与此同时却又极为注意精神生活,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使得我在成为内向的孩子的同时,奋起追求某种理想。

      

    格里菲思:我很喜欢《天堂里的对话》这本书的前言——《美丽南方之夏日》。那里面描写的正是你上面所谈到的情形——幼年时期在美丽的山间的天堂般的感受。然而你让读者感到,你所描写的天堂生活发生在令人难以设想的痛苦之中(永不消失的饥饿感;在极度的困境中,你的家庭如何样哄你渡过难关活下去等等)。那篇文章写得很幽默,却令人断肠。就是在那个时候,为了让她的孙辈活下来,你的外婆饿死了。我现在想问问你,你在精神上是如何存活并成长起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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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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