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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6年12月>> 诗人空间

时差与誓约

张新颖

        忽然听王侃兄说,他写了些诗。我一点儿也不惊讶,既不惊讶一个批评家写诗,也不惊讶一个中年人写诗。这都是正常的事。

    等我读到诗稿之后,倒是惊讶了。最惊讶的地方在于,他用诗否认了他是中年人。与他差不多年纪的我,处处承认、接受,甚至有点儿暗自喜欢这样的年龄状态,所以对他这一点感受特别强烈。

    他回返到少年的状态。

    并不是一个人自然生长到少年,而是一个中年人克服时间和空间的巨大距离,回返到少年。

    如果王侃这些诗有一个起点,便是自我与世界的距离吧。

    如最早这首《时差》,诗中的“我”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阻隔,终于在“神示般的绿夜里起飞”,“清晰地看见了我和整个世界的时差”。而当你读完这些诗,或许会感到,这“时差”一方面是“我”与眼前整个世界的隔阂与疏离,另一方面,却也正是这“时差”成就了一个“思接千载的自己”(《谜底》),一个“时光的敌人”(《永世》)。

    譬如这首《聚会》。“我”来到中年人的聚会,与你们交谈,但“我”“心不在焉”;“我”知道我们最终“毫不相干”。诗中的“我”仿佛与“你们”有无法弥合的隔阂疏离和无从通约的“时差”。但另一方面,“我每次走向你们,只是为了穿越”;“我”每次拥抱自我与此时此地的“时差”,都是为了穿越这一“时差”,直至“触摸历史的墙皮”。

    “看见自己劈波驾船,是十二岁的少年郎”。“十二岁”的“我”与这聚会中所有中年人的“时差”,也是我与我自己的时差。这个“我”俨然立于时间洪流之中,抽刀断水,反抗时流与逝川的单一行程——“我”与这个世界的“时差”,让我得以在“现在”这个被悬置的时区里,遇见所有的过去与未来。

    这劈波断水的少年郎,几乎出现在每一首诗中。

    并且,这个劈波断水的“我”,不仅穿越现在而抵达无数过去与未来,更要遇见这所有过去与未来中每一个“你”——“在我和世界之间/不管是沼泽或是深渊/你是最后的桥/是永远不会错过的邂逅”(《虹桥》)。

    正是“你”,让“我”跨越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时差与距离,沼泽或深渊。也因此,这每一首写给“你”的情诗,不只关乎过去与未来——记忆或想象——中的爱情,最终更是写给天地与时间本身的恋歌。你会读到,“在天地的秘密心脏/用年轻刷新的初恋”(《Mid-Autumn或Love letter》),会读到“大地的力比多”如何“蹿上了泛青的枝头/次第开放,暗恋一般”(《花开》)。这些泛青的被唤醒与点亮的枝头最终汇聚成《时差》里那个“绿夜”,如“神谕的叶脉”,如“神示”,如这些诗中一再降临的神意。

    因而也是“你”让诗中的“我”越过“时差”,“与誓约无声地握手”(《长廊》)。仿佛有意重写“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古老誓词。王侃诗中的“我”攥住的不只是某一个爱人或某一段爱情(某一个战友或某一场战争);“我”攥住的更是“誓约”本身。

    如果说“时差”是时间所造成的阻隔与别离,那么“誓约”不仅是对“时差”的反抗,更是对时间本身的信任——毕竟,能为誓约作证者,唯有时间。

    更重要的是,不仅诗中的少年攥住了“誓约”,诗人也俨然以诗为誓约。这大概是为何,初读王侃这些诗,不免惊讶其中竟用了这么多的“是”。为何排比了这么多“是”?是命名的努力,还是定义的徒劳?又或者更简单的,不妨只将这些“是”读作一种单纯坚定的肯定句,它们复沓又复沓,正是“誓约”在时间中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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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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