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知道诗人转写散文给诗歌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即散文因此大受裨益。

    —约瑟夫·布罗茨基

    1.“诗人散文”的新因子，改观或颠覆性

    雷平阳诗歌的某种程度上漶漫的散文化、小说的故事化以及自我戏剧化既是其个性和风格，也因为这些“不像诗的诗”而招致了一些内行和外行们的不满与批评。或者说诗歌与散文的文体边界在哪里？这种疑问在西川、于坚、欧阳江河、孙文波等人混合杂糅的诗歌写作中也存在着。然而在雷平阳的散文和随笔中，这种写作方式恰好获得了可信赖的合法性，也使得雷平阳“跨文体”的综合才能得以进一步施展。

    在我们的胃口不断被败坏，沮丧的阅读经验一再上演时，是否存在着散文的“新因子”？我之所以强化雷平阳的“诗人散文”或者“寓言式散文”是为了与当下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写作区别开来。在文体的惯性等级上，散文尤其是当下的散文其有效性和合法性都没多少必要予以讨论，因为很多的散文写作者降低了这一文体的难度。时下的散文写作难度空前降低，和我们读民国时期的文体学意义上的散文有着近乎本质性的差异。看看时下的散文吧，琐碎的世故、温情的自欺、文化的贩卖、历史的解说词、道德化的仿品、思想的余唾、专断的民粹、低级的励志、作料过期的心灵鸡汤……由此，我所指认的“诗人散文”正是为了强化散文同样应该具备的写作难度。

    对于雷平阳的散文（他也写过小说）我多年来一直在阅读，但并不是作为其诗歌的“衍生品”或“零头”，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即是说雷平阳并不是在诗歌无话可说的时候进而在散文或小说中寻求一种日常式的废话，尽管他的散文和诗歌之间的“互文”关系毋庸讳言。我只想提醒各位注意的是雷平阳的散文尤其是《乌蒙山记》让我们关注的“诗人散文”或“诗人与散文”的话题和写作现象的内在必要性——这也许可以理解为雷平阳的一场可选择或者别无选择的“诗歌拓边”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