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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7年2月>> 我说我在

真实的沉重与虚构的机巧

陈众议

        这个序言,本该由林建法先生来写,但他委约于我;而我则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正为难时,忽想它何尝不是一种陌生化呢?一个专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偶尔涉足中国文学,非特无妨,且或应该。想我前辈钱锺书和杨绛,以及冯至、傅雷、卞之琳、李健吾或者稍远一点的鲁郭茅、巴老曹诸公等,也曾一脚向外,一脚在内。他们的翻译、写作和批评也都中西合璧、古今融通。于是,我决定试试,何况我曾对周遭文友,如莫言、贾平凹、格非、劳马等多少有过评骘。

    然而,毕竟是隔行如隔山,对今年入选的这几位作家,我委实不太了解;尤其是进入他们的作品——年度最佳中篇小说——时,我发现差事不轻。好在只是个序言,无须长篇累牍,无须面面俱到;也好在对象诸公多少可以看在我又来客串的分儿上原谅一二。

    一

    老实说,这六部作品摆在眼前,兀自有一种真实的沉重或者虚构的机巧(而非轻巧)。列位看官,这正是我阅读它们的第一印象。所谓真实,本无须多言,但似乎又不得不言。因为,这里所说的真实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谓社会的真实、生活的真实,二谓作者的真实、心理的真实。前者是生活的照影,后者是作家攫取生活的角度和方式。二者相辅相成,但未必等量齐观、划一齐整。因此,这种真实是双重的,有时你很难界定是作家描写的背景更真实呢,还是他攫取的角度更真实;但有些作品却无须界定,譬如夏榆的《像野蜂蜜一样自由》,或者孙频的《东山宴》,又或者盛可以的《福地》。这三部作品的共同特点便是真实的沉重。由于过分沉重,我们会忘却作者的角度,而去更多地关注“生活”的分量。

    先说分量。它当然不是用页码或字符多寡来衡量的。《像野蜂蜜一样自由》,题目相当“轻飘”,因为它来自俄国白银时代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野蜂蜜闻起来像自由》。但是,小说负载了“北漂”者的哀痛。那是一个群体的哀痛,但也是一对姐妹花的哀痛。是的,伊朗和伊明是姐妹花,她们生长在丹顶鹤的故乡。成人后,妹妹伊朗告别故乡到首都漂流。姐姐留守故乡,结婚、生子,继续祖祖辈辈传承的寻常生活。伊朗在北京遇到了同在一家报社工作的“他”,彼此惺惺相惜,开始了一段令人唏嘘的感情。感情的开始只因为伊朗遭遇流言蜚语和祸起萧墙时“他”没有投石下井。当然,他们的感情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这中间除了“他”是已婚,而且很快因不堪工作环境和辞职赋闲,姐姐的悲催生活也始终是伊朗走向正经婚恋的障碍。最后,意外的车祸使她们的父亲一命呜呼。未明真相的伊朗踏上返乡之旅,但等待她的是没有结果的结果。她因此从“他”的视阈和生活消失了。这个多少有些残酷的故事夹杂了大量关于众多“流散者”的信息,其中“北漂”者的心酸、单位的潜规则、年轻一代(80后?90后?)的生存法则都是不能不关注的。首先,“他”和太太都是“北漂”,生活的艰辛在“他”“不得不”辞职以后便十二分地凸显出来。“他”就像民国(包括当下台湾,如琼瑶)小说中的小职员,最后剩下的唯有辞职换来的一点点尊严,而这点点尊严在油盐酱醋面前竟脆弱得无地自容。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用在渺小的“他”身上无疑太牵强了,但“他”依然是值得同情和尊敬的。至于以墨兰为象征的年轻一代,其圆滑世故似乎另当别论。她更像是个个案,否则80后、90后们一定不会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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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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