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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7年3月>> 作家课

世俗世相:文学中精神万物与真实生长的根本土壤——十九世纪写作常言十二讲(七)

阎连科

   

    与其把小说的语言上升为艺术至高的境界,我以为,不如把写作中人间的世俗与世相,上升为至高的境界。

    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在中国的四大名著中,《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可以在任何地方让说书人和爱讲故事的人以故事的形式传递讲说,但这四部名著中的《红楼梦》——这名著中的名著,瑰宝中的瑰宝,是不宜当作“故事”在随意一个地方去传递和讲说的。《红楼梦》的“故事”,只宜在心中去想,而不宜在嘴上去说。因为它是写给人的心灵去“思念”的小说,而不是写给我们的嘴巴去说的。这就是它们真正伟大和也还算伟大的差别,是“伟大”和“次伟大”的差别。世界上一切只能“想”不能“说”的好作品,都是精神大于故事、物事、情节的作品。而一切可以说的,“说出来”比“想出来”更为容易、轻松的作品,都是故事、情节、事件大于精神的作品。这就是作品与作品中精神含量的差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什么故事好讲?他写了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一部小说,看起来让你爱不释手、揪心纠结,可讲故事时三言两语、七句八句,也就没什么可说了。《追忆似水年华》,中译本七卷二百四十多万字,要讲故事时,你都不知道去讲什么。

    当然,也还有那种把故事和精神平衡得比较好的作品。在阅读中,你从那故事里感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存在,可你明明非常好地把故事讲了出来,可讲出来之后,你发现你确实讲的是故事,而非故事里的精神。精神像倒出去的一盆水,流失了,发散了,不再存在了。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哈代的《还乡》,等等,都是如此。到二十世纪的文学,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几乎凡是好的、伟大的作品,你都感到在阅读中有巨大的精神冲击,可在讲故事时,又发现故事索然无味,根本无法复述——讲其故事,就是对其小说的一种伤害,就是对写作的误解。究其原因,这种景况,除了小说中精神与故事含量的差别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凡是含金量——精神指数高的作品,作家所写的故事的场景、情节、细节又大抵都是非常世俗、庸常的细碎,非常的人间世相、炊烟袅袅。你说你在讲故事中,讲吃饭穿衣、油盐酱醋、生老病死有人去听吗?能够吸引人的耳朵不左不右吗?能让人的双目之聚,总是在你的嘴巴、表情上面吗?《水浒传》之所以可以复述和讲说,是因为他着力写了人与人之间的打打杀杀,惊心动魄;《三国演义》之所以可以让说书人乃至于乡村根本不识字、只是有很好记忆力和复述能力的人代代相传,是因为它着力写了阴谋阳谋,环环相扣,跌宕起伏的情节连着节外生枝的意外,而这故事又是中国的一段被演义后的真实历史。《西游记》之所以可以反复讲述和“说书”,是因为它的传奇、神话和“九九八十一难”的难难不断。可是《红楼梦》写了什么呢?一面是大观园的惊艳奢靡,另一面是人物情感中的哭、笑、纠结和日常中的吃、穿、用、建筑、医药等等非常世俗的生活;一面是才子佳人的诗赋吟唱,另一面是这些人的感伤忧愁,是小别扭、小矛盾和这些小伤小愁加在一起形成的人生大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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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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