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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7年3月>> 诗人空间

冒犯或僭越,新诗在试错中前行——读荣荣的诗歌近作

子川

        荣荣即将出版的一部新诗集书名为《冒犯》,此前她还设想过“僭越”这个词。无论“冒犯”还是“僭越”,荣荣对新诗与新诗写作,始终葆有一种谦卑的姿态。仅这种姿态,一下子就把荣荣与诸多嚣张跋扈的所谓诗人区别开来。事实上,一个人能走多远与她的境界大有关系。

    “比钱财更少的时光疲于奔命的时光/病着的时光烦心的时光/这些还将被整块整块剔除/他们被挤到了边缘走得如此凶险”。荣荣这首《余下的时光》让人想起残酷的时间:一个是个体生命所能理解的时间,一个是历史视角下的时间。这两个时间,都足以令人心生忐忑。

    上个世纪初,新诗擎着“革命”旗帜狂飙突进,“革命者”横冲直撞,手持当时国人尚未见识太多的洋武器,似乎是所向批靡,这些都注定了“革命”或“革命者”不大可能揣有冒犯以至僭越的忐忑。那么,一百年过去,经过几代人的艰难跋涉,诞生于上世纪之初的新诗,今天到底长成什么样子了?如果搁在多文体视域或者单以接受者的视角去看,似乎还一时下不了令众人都信服的结论。作为一个诗歌文体写作的从业者,把视线锁定于新诗诞生百年成长期,我坚持认为,近年来中国新诗的成长与进步应当是新诗史以来的最好时期。好就好在,一些优秀的诗歌文体写作者,他们始终以谦卑的姿态,或者说新诗正在冒犯与僭越的忐忑里,在试错中前行。

    自胡适的“尝试”开始,新诗一下子离开既有的旧体诗的轨道,开始了在没有路的地方寻找路。自由是大的潮流与方向,而自由的本质却决定了前行者并没有统一方向,尽管从众心理会让许多人往人多的地方挤,追着人多的影子走,但自由本身却决定着,一百年,几代人,无论方向还是行走路线,都只能从试错中证伪,再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

    记得胡适的《尝试集》有一首文体明显区别于旧体的自由诗《鸽子》: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住,

    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

    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

    这大约是新诗的最初尝试了。一百年过去,我们来看荣荣的《出尘》:

    你真的带给她现世的欢乐了吗?

    你真的宽恕她一切错误之举?

    远离她吧她正在岔路上

    写悲凉之诗抱怨烟云之物

    现世的富足是一件外衣

    她更喜欢光着身子住回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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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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