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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7年3月>> 诗人空间

转身的,暗处的,逸出的,不可解的——读孙慧峰的诗兼论一种精神生活的可能

霍俊明

        在孙慧峰的诗歌这里,我没有看到太多的这个时代流行的词汇和诗歌写作套路。这种更为安静的写作方式实际上正是回到了诗歌文体的内部。反观当下,越是火热的诗歌年代越需要反思,因为从文体特性来说诗歌的持续热度是反常态的。

    说句实在话,读当下的诗歌我很多时候已经厌倦了。在一个媒介如此开放,每个人都争先恐后表达自我的时候,差异性的诗歌却越来越少,相反写作者的面目却如此相似,甚至变得有些面目可憎——这既关乎修辞,也与整体性的诗人经验、精神生活和想象能力有关。看看时下的诗歌吧!诗人与日常生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场感、及物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与此同时诗歌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越来越流行的是日常之诗、自我之诗、时感之诗、经验之诗、物化之诗。写作者局限于物化时代个人一时一地的多见所感。诗人热衷的是“此刻”“及时”“当下”“感官”和“欣快症”,普遍缺乏来自个人又超越个人的超拔能力和普世精神。诗歌正在成为一个个新鲜的碎片,开放时代的局促性写作格局已然形成。

    “诗与真”在任何时代都在考验着写作者们——或者正如孙慧峰的诗歌所言“纸上之门”。阅读孙慧峰的诗歌,我想到了以下的问题——这更多是针对当下的写作整体状况而提出的。如何把个人的直接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从而把个体的生活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整体性的真实?在一个纷纷“向前”的时代,如何来一次警醒和自省的“转身”?在人人争先恐后赶往时代聚光灯的时候如何在暗处感受隐秘的心灵颤动?在人人争抢抒写现实的时候诗人如何能够在那些逸出现实的部分找到暌违的隐秘之门?在人们力图给出社会答案的时候那些不可解之物如何成为诗人的精神生活?

    谈论孙慧峰的诗歌,并不能简便化地套用当下流行的诗歌批评的诸多“关键词”,因为他的诗歌往往与这些“主流”无涉——比如在写法上(整饬的形式、押韵)较为“老套”的《博物馆里的一件绣花肚兜》。这也是多年来我并未能整体阅读孙慧峰诗歌的原因之一——因为海量的诗歌生产和那些热闹的诗人对真正的诗歌和诗人(尤其是安静自为的“外省人”)反倒是构成了某种遮蔽。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孙慧峰的诗歌就是没有问题或存在缺失的,而是旨在强调真正的写作和真正的阅读都是需要付出更艰难的努力的。

    当我们一再热议诗歌的社会性、及物性、诗人的责任、见证和介入现实的功能时,却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诗歌自身隐秘的构造和自然万有以及精神主体的持续而幽微的震动。是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诗歌的“外围”绕圈子且嗡嘤议论,从而一次次远离了诗歌的核心和诗人的要义。只有深入到孙慧峰诗歌世界或安静或紧张的核心,你才能发现诗人在那些可感的事物表象和日常经验背后的变形能力,发现那些不可见的、不可解的一丝的神秘和吊诡的意味。

    它带给我们花纹。

    扑朔迷离而且遥不可及。

    我们在树林外一直追逐到树林里。

    草地多次被踏平。林间小路

    被秋天的光线磨亮。我们热血沸腾

    走在一种凉里,荒凉和荒凉

    是两种荒凉。

    一个在视野中

    一个在血管里。我们把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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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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