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我自己不说,没人能看出我的心病。身体上的痕迹倒是明摆着的,我的右颊、右肩、右胯和右膝,一路向下,都留有暗红色的疤痕。作为一个男人,躯体上的这些疤痕我毫不在乎,但作为一个人,我不能装作不在乎脸上的那个疤。有几个刊物封面用过我的照片,我的脸总是微侧,就是为了掩饰。好在天长日久,当年的小白脸已逐渐泛黑,就是说岁月平均刷上了涂层,疤痕已基本消于无形了。
当然如果我指给你看,那个疤现今依然可以看出,颜色稍深,皮肤略有不平。如果是夏天,衣着简单,我一撸袖子一绾裤腿,身体右侧的一路瘢痕更可以证明那次事故真实存在,而且确实摔得不轻。不过我现在不会像勇士展示金创那样地去解说了。摔伤未愈的那段日子,我有义务向周遭解释、描画,绘声绘色,兼有自我辩白的意思——我可不是因为鸡鸣狗盗之事致伤。虽然是从墙上摔下来的,但那个墙不是一般的围墙,也不是人家阳台。我这是强调,我既没有窃财,也不是偷了人。客观地说,我是在做一件好事时不慎摔伤。这样的反复解说让我十分厌烦,脸上的痂一掉,走路还有点拐,我也绝口不提了,别人用目光相询,我也视而不见。
此事已过去二十多年,现在提起这个事,不是因为我已着手写回忆录,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我离开了当时那个单位,有些感受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来。那是一所大学,我当时留校不久,用现在的话说还是个“菜鸟”,当时叫“新兵”,高教行业的新兵。先做学生辅导员,经历了一些事情后,身心俱疲,觉得并非长久之计,于是请求领导,找人帮忙,调到了出版社。虽说是个工程类专业出版社,但总和文字近些,觉得对自己的文学梦会有好处。就是说,我那时刚到新单位上班,不知深浅,是需要谨言慎行的时候。我尊敬领导,友善待人,十分在乎大家对我的评价。之所以说这些,是我必须交代我当时的心理基础。总而言之,巴结,很巴结,十分巴结,是我当时发自内心的心态。琐碎事、脏累活我一点不推脱,领导和同事们也看在眼里。
出版社琐碎事多,这可以想见;其实脏累活也不少,譬如发行部卸书。运书的卡车来了,难免人手不够,年轻编辑有时也去搬运。我就常干这样的活,因此和发行部的人混得挺熟。发行部有一辆三轮车,人力的,通常停在发行部门前,有时搬书累了,我就坐在三轮车的鞍子上,和同事说说话。发行部的副部长老陈曾撺掇我试着骑骑三轮车,我藐视地跨上车,蹬几下,开始还好,可拐弯却很别扭。不过稳稳神稍一调整,车子也就基本听了使唤。那时候路上汽车很少,我骑出一段,拧着身子全身用力拐个大弯,又把车子骑了回来。老陈冲我比比大拇指,我这第一次三轮车路考就算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