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我自己不说，没人能看出我的心病。身体上的痕迹倒是明摆着的，我的右颊、右肩、右胯和右膝，一路向下，都留有暗红色的疤痕。作为一个男人，躯体上的这些疤痕我毫不在乎，但作为一个人，我不能装作不在乎脸上的那个疤。有几个刊物封面用过我的照片，我的脸总是微侧，就是为了掩饰。好在天长日久，当年的小白脸已逐渐泛黑，就是说岁月平均刷上了涂层，疤痕已基本消于无形了。
当然如果我指给你看，那个疤现今依然可以看出，颜色稍深，皮肤略有不平。如果是夏天，衣着简单，我一撸袖子一绾裤腿，身体右侧的一路瘢痕更可以证明那次事故真实存在，而且确实摔得不轻。不过我现在不会像勇士展示金创那样地去解说了。摔伤未愈的那段日子，我有义务向周遭解释、描画，绘声绘色，兼有自我辩白的意思——我可不是因为鸡鸣狗盗之事致伤。虽然是从墙上摔下来的，但那个墙不是一般的围墙，也不是人家阳台。我这是强调，我既没有窃财，也不是偷了人。客观地说，我是在做一件好事时不慎摔伤。这样的反复解说让我十分厌烦，脸上的痂一掉，走路还有点拐，我也绝口不提了，别人用目光相询，我也视而不见。
此事已过去二十多年，现在提起这个事，不是因为我已着手写回忆录，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我离开了当时那个单位，有些感受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来。那是一所大学，我当时留校不久，用现在的话说还是个“菜鸟”，当时叫“新兵”，高教行业的新兵。先做学生辅导员，经历了一些事情后，身心俱疲，觉得并非长久之计，于是请求领导，找人帮忙，调到了出版社。虽说是个工程类专业出版社，但总和文字近些，觉得对自己的文学梦会有好处。就是说，我那时刚到新单位上班，不知深浅，是需要谨言慎行的时候。我尊敬领导，友善待人，十分在乎大家对我的评价。之所以说这些，是我必须交代我当时的心理基础。总而言之，巴结，很巴结，十分巴结，是我当时发自内心的心态。琐碎事、脏累活我一点不推脱，领导和同事们也看在眼里。
出版社琐碎事多，这可以想见；其实脏累活也不少，譬如发行部卸书。运书的卡车来了，难免人手不够，年轻编辑有时也去搬运。我就常干这样的活，因此和发行部的人混得挺熟。发行部有一辆三轮车，人力的，通常停在发行部门前，有时搬书累了，我就坐在三轮车的鞍子上，和同事说说话。发行部的副部长老陈曾撺掇我试着骑骑三轮车，我藐视地跨上车，蹬几下，开始还好，可拐弯却很别扭。不过稳稳神稍一调整，车子也就基本听了使唤。那时候路上汽车很少，我骑出一段，拧着身子全身用力拐个大弯，又把车子骑了回来。老陈冲我比比大拇指，我这第一次三轮车路考就算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