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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7年5月>> 中篇

春风又绿

董立勃

   

    二十一岁那年,也就是1978年年初,正在戈壁滩上的农田里干活的李冬,怎么也没有想到能走进学校,当上老师。教初一语文,还是班主任。

    这以前,李冬是农工。全称是农业工人。学历是高中。说是高中,也只是个名声。真正学到的东西,少得可怜,和十年前的高中生没法比。

    这不能怪李冬。不是李冬不爱学习,不爱读书。是他命不好,赶上了动乱。1966年,李冬上小学二年级,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李冬的书包,再没有鼓起来过。有好几年,没有课本,学工学农学军,就是不学知识。进入70年代后,有课本了,也不是每门课都有。历史课、地理课,一直到高中毕业,李冬一堂也没有上过。

    1976年,李冬十九岁。这一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继续实行。于是从农场场部中学毕业的李冬,就和一群同年纪的学生娃娃,来到了偏远的开荒连劳动。一年后,也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怎么考,谁都不知道,都想试一试。这以前,是推荐上大学,没有几个能轮上。这一次不一样,不用推荐了,凭分数,谁分数高谁就可以去上大学。没有不想上大学的,都跑去考。李冬也去了。没有经过任何复习,说说笑笑像玩一样,直接从农田走进了考场。考的都是些什么题,考过后,李冬大都不记得了。但有一道题,李冬从来没有忘记过。考题很简单,问太阳是一颗什么星。李冬心想这个答案还用想吗,那个火球火盆火炉一样的太阳,经常把人烤得往屋子里钻,往树下面躲,往河渠里跳。李冬提起笔没有一点迟疑地写下了自以为正确的答案:火星。

    这一年高考的分数没有公布。李冬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但他知道那天和他一起走进同一个考场的人,没有一个考过了分数线。也就是说,在下野地,在一个农场,这一年,连同前三届和当年应届的,一共有近二百个考生,没有一个榜上有名。

    说实话,废除了十年的高考制度,一夜之间,突然恢复,究竟意味着什么,许多人是不太明白的,包括李冬在内。

    下野地天很高,地很大。可下野地的人,没啥野心,或者说没啥远大理想。男女老少加起来,两万人不到,来自五湖四海,说着各种方言。出生经历不同,脾气性格多样。可不管去开会,还是去干活,都听话得很,老实得像羊一样。让什么时间走,往什么方向走,从来不会说半个不字。

    不是下野地的人没出息,只是因为他们的人生,已经被安排,被确定,不需要他们自己再去想什么。早就有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日月一样悬在头顶,照亮道路。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不会迷失方向。

    也就是说,李冬也一样,正青春,正是做梦的年纪,一样没有多想什么。从小就被教育,并且也真相信,做个农工很光荣,修理地球很伟大,饿不死,冻不坏,实在太幸福。尤其是想到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他们去解救呢。李冬怎么可能对高考落榜的事在乎呢。

    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三十公里外的奎屯(当时只是镇,十年后才变成了县级市),也就是师部。下野地有什么不好,李冬一点儿也没有看出来过。当然,也就从来没想过要离开。当然,能考上大学,去远处过另一种日子,李冬也不会拒绝。可李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连太阳是什么星都不知道,还想考上大学,完全是白日做梦。1977年的落榜,让李冬不再去想考大学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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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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