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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7年6月>> 作家课

自然情景:决然不是人物与情节的舞台与幕布——十九世纪写作常言十二讲(八)

阎连 科

        在文学词汇中,我不喜欢的是“风景描写”这几个字。一当有人和我谈论小说,尤其谈论我的小说时,说“阎连科,你的小说风景描写如何如何”,我就会迅速有一种挫败感,一如我们面对一个女性时,说对方衣服穿得不错,而下一句的潜台词,自然是她人和气质并不好。

    对一部好的小说来讲,风景描写是可以不要的,正如面对气质高雅的女性,昂贵华丽的衣服其实没有意义样。但是,把风景描写从小说中拿掉时,我们不能忽略人物必须生活、运行在某个环境中,这就如人不能离开地面飞翔样。如安泰的双脚离开地面,他就将失去大地给他的力量而必然死亡样。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我们长期混淆着两个概念:“风景描写”和“自然情景”。或者说,长期用“风景描写”这个简单、直白,似乎一目了然的概念,来遮蔽对文学更为重要的关于环境、自然与人物“天人合一”的自然情景描写。

    我把小说中那些华丽、多余、累赘的关于环境与自然的描绘称为“风景描写”或“风光描写”,而把那些与人物、情节结合得天衣无缝,甚至说没有那样的环境与自然,就没有那样的人物与某种思考的对小说中必不可少的环境与自然的描绘,称其为“自然情景”。这里说的自然,是指客观环境的自然;这里说的情景,是指人物的行为与内心的情景。

    在这里,风景描写,对小说是一种多余,它最大的意义,是故事有意义的闲笔或点缀,是作家才情与诗意的漫溢——这当然是指那些多余而又美好的描写。而当这种描写失去美和诗意时,这种描写就纯粹是一种多余了,如吊坠在人脖子上的瘿,不摘除不仅是一种丑陋,而且还是一种隐患的病灶。

    而自然情景在小说中的存在,那就完全地不同。因为在故事中,有才华的作家,高度地完成了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与文学人物的行为及内心的联系与统一。这种达到“天人合一”而出现在文学中的自然情景,会使小说的文学意义丰满并成倍地增加。这样的作品,我们不得不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成功的范例,维·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是成功的范例,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是成功的范例。尽管在《白鲸》和《鱼王》这两部作品中,许多章节还是会由有意义的“自然情景”滑向了无意义的“风光描写”,但在最终,那些风光描写都服从了“自然情景”的人物需要。在这儿,另一类作品是最为不能被忽略的存在,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利奥波的《沙郡年纪》和海恩斯的《星·雪·火》(又名《一个人在阿尔斯加荒野的25年》)以及《普罗旺斯的一年》①《我自静默向纷华》②等关于大自然的纪实性散文随笔,这时候单纯的“风光描写”,也许就是作家和作品本身的目的。但是在“文学即人学”③的小说中,单纯的风光描写,则是多余而无意义的。而把客观的自然融入人物世界的“自然情景”的描绘,则是小说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且,在这一部分中,你的描绘愈是与人物结合得密切,这种描绘愈是显示出作家的才华和文学的意义。

    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那些描写思考大自然的随笔中,《瓦尔登湖》当属这一典型的冠王。而在小说中,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使他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三大文豪间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才华,那就是他对大自然的敏感和把控力。而在我们将要谈论的短篇小说中,这方面尤为突出的是契诃夫的《草原》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草原》是一部中篇小说,是带有游记性质的小说写作,其中契诃夫对风光——把自然风光转化为人物的自然情景,可说是这方面极可借鉴的作品。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这部短篇小说集,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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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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