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很早就有了我，那一年父亲二十岁，母亲十九。父亲十六岁就参加工作，顶职进了爷爷的单位，水电部下属施工局，从修钎工干起，最终转行做了电工，和高压线打交道，不知是否因为这个，或者只是一场意外，他们将我早早生了下来。

    那件事发生前，我和母亲还住在单位的留守处里，那是一个镇子，七八十年代因为修建一座水电站而逐渐繁华，此前那里一片蛮荒。留守处就在镇子的西边，紧靠大坝的那块最不平缓的地势里，那里的红砖房就沿着山体无规则地排列，从山坡顶端的三级水池一直延伸到雾水江边，远远看去是迤逦的一大片。我们的家就在留守处机关东北侧的机电队大院里，那是一处山坡的褶皱，一条公路在院外开始拐弯，那里种着不少梧桐和紫槐，看上去和老家没什么不同，但阳光要炙烈得多。

    要等我们熟悉了这里，喧哗和更多的死气沉沉之后，母亲才找到了几个能说得上话的老乡。我们很快开始了串门，以闲坐并看电视的方式打发一个个漫长的午后。那时我们家还没有电视，父亲顾不上将我们安顿下来，采购足够的生活用品，就匆匆回了施工局。我见过几帧父亲的相片，那时流行写信，父亲的照片就夹杂在给母亲的家信之中。有时是工作照，父亲头戴黄色安全帽，穿卡其色工装，衣服上的袋子像乞丐一样多，腰间还挂着手枪套似的工具套，那是父亲的武器，夹钳起子扳手什么的，看上去很是威风。父亲的脸一半暴露在夏日的粗暴阳光中，上面有汗水反复冷却的痕迹，一张轮廓分明的脸，酷似一把水泥刀。更多时候，父亲寄回来的照片不乏新潮，那是难得的假日，父亲骑一辆自行车在油菜花田中，头戴一顶类似牛仔帽的草编帽，穿红格子衬衫，衬衫的扣子只系一粒，露出胸前的肌肉，脚上是一条淡蓝牛仔裤，裤管底端配一双尖头棕色皮鞋。这时的父亲就像是另一个人了，一个电影明星。

    几乎每个礼拜六清晨母亲都会去机关的收发室看信，她总是对我说，看信去了，你去不去？就好像那信里有什么惊人的喜讯似的。可即便如此，父亲的回归依然没有一丝迹象，至少我从未听母亲说过，你爸爸哪天哪天会回来。这样的事一次也没有发生过，但我知道母亲一定是心知肚明的，但她一次也不说，永远守口如瓶。

    我对父亲最为牢固的印象只是他一口喝掉母亲准备在瓷碗中的中药时的样子。父亲回来后，家中总是弥漫着一股沉郁的中药味，我不知道健壮的父亲得了什么病，非要喝掉那些令人作呕的黑乎乎的药水，而在喝掉这些药水之后，他的注意力才会转移到我的身上。家光，你又长高了。他如此漫不经心说着，似乎对此感到惊讶，我只是不理他，我们之间就是这样，交流甚少，我还有些怕他，总是能躲则躲，他常年缺席，只能造成这样的父子局面。所幸，父亲总待不了几日，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像来时那样，悄悄消失在另一个夜晚，第二天一早，母亲的房门一如既往打开着，我蹑手蹑脚走过，却再无法见到那个躺在床上享受不多的懒觉时光的人，而那碗汁液浓稠的药水也会随之消失。每到这时，母亲总会说，你爸爸走啦，还是走了的好。说完凄然一笑，好像这里面有什么令人心碎的内容，好像漫长的没有父亲的日子，她已经过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