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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7年7月>> 我说我在

自我本源探寻中的哲学思考与追问——关于鲁敏长篇小说《奔月》

王春 林

        或许与中华民族自打孔子始便不仅“不语怪力乱神”,而且也更加注重于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这样一种文化传统有关,一般来说,中国作家总是更擅长于凝视表现充满烟火气的日常世俗生活,很少有作家能够如同那部空前绝后的《红楼梦》那样,在细针密线地逼真再现日常生活图景的同时,也能够彻底地飞扬起来,能够通过太虚幻境、补天神话、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以及一僧一道等内容的适时适度穿插,把一种形而上的哲学玄思维度近乎天衣无缝地编织到这部伟大的小说著作之中,因而使得小说文本超越一般的社会学层面,抵达某种哲学意义上的生命存在论层面。虽然说曹雪芹写作的时代并不清楚所谓的生命存在论是什么东西,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以一种天才的艺术直觉把如此一种维度有效地植入到《红楼梦》的文本之中,以待后来的研究者从这一角度展开深度的开掘与探析。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种可谓是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要原因,恐怕就是如此一种文化传统充分发生作用的直接结果。很可能,也正是由于现实主义一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缘故,长期以来,在相当多的作家批评家那里,便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以深刻的社会呈现与批判为根本价值旨归的文学观念。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此一种已经获得普遍社会认可的文学观念,肯定会对写作实践产生广泛深入的制约和影响。与此同时,这种广泛深入的写作实践,反过来又会对文学观念的生成与延续形成相应的控制与规约。就这样,文学观念与写作实践二者长期循环往复的结果,就是这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越来越根深蒂固,甚至在很多时候干脆还会违背基本常识地被视作本来应该百花齐放、多元共存的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如此一来,给人的一种强烈感觉就是,似乎文学创作舍此而别无他途了。

    实际上,如此一种文学状况的狭隘保守与固步自封性质,乃是显而易见的不争事实。尤其是在“文革”结束后,伴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强势进入中国,那样一种似乎已经定于一规的现实主义独大的文学格局便遭到了强有力的审美与艺术挑战。正是在这种挑战的过程中,整个社会对于文学功能的理解日益趋向于一种多元共存的形态。一方面,我们当然不会轻易否认以对现实社会的呈现与批判为旨归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存在,但在另一方面,恐怕却更须看到,现实社会的呈现与批判之外,文学其他功能的存在。这其中,无论如何都不容轻视的一个层面,就是一种生命存在论意义上的文学功能构建。这一方面,已故杰出作家史铁生,就是一种范例式的存在。“因为长期被疾病所困扰,总是在和病魔打交道,所以,史铁生曾经不无戏谑地自称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才写作’。在史铁生,这当然是一句戏言,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史铁生的这句戏言,却在无意间道出了史铁生自己文学创作的一大根本特质。正因为总是坐在轮椅上,总是待在病榻上,所以,史铁生所长期面对的,就只是自己的生命存在,只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这就注定了史铁生的文字,必然是内省而沉静的。从个人一己的生存体验出发,而最终超越自我,抵达人类的一种普遍经验,正是史铁生文学创作成就卓著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史铁生是一位具有哲学深度和宗教向度,在其作品中有着人性终极关怀的作家。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民族缺乏宗教信仰的缘故,我们的作家基本上都是远离神性的,但在我看来,史铁生却无疑是汉语作家中极其罕见的一位具有神性光辉的作家。那么,为什么是史铁生而不是别的作家具有神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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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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