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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7年9月>> 作家走廊

《定义集》与鲁迅和中国

许金龙

   

    《定义集》是大江健三郎先生于2012年7月出版的随笔集,原是《朝日新闻》于2006年4月至2012年3月间为大江先生开设的一个专栏,由每月发表的一篇随笔连缀而成的这72篇文章,记录了大江先生在这六年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忧所虑乃至越陷越深的绝望,当然,也记录了老作家在这绝望中不断寻找希望的挣扎。较之于鲁迅先生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位老作家似乎更注重“始自于绝望的希望”。

    吮吸着鲁迅文学的乳汁成长

    在《定义集》中“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2006年10月)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

    九月里,我访问了中国。接待方安排我在朋友们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讲演并参加与文学专家们的讨论,还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与十三至十九岁的中学生直接对话,我很高兴地做了准备。准备之一,是我的一个中国友人再三问及而我本人此前并不十分清楚的问题:“你一直在阅读鲁迅,可是你最初阅读鲁迅作品是在几岁的时候?当时你读的是什么作品?”对于这个问题,正确的回答是这样的:我最初阅读的版本确实是文库版,因而委托书店的友人对岩波文库的鲁迅译本实物进行了调查。那是《鲁迅选集》(佐藤春夫、增田涉译,一九三五年版),我于一九四七年升入村里刚刚成立的新制中学时,作为贺礼从母亲那里得到了这本小书。……母亲嘱咐我阅读的是篇幅短小的《孔乙己》和《故乡》。暂且不说广为人知的后者,母亲之所以选择前者,或许是在逗弄我吧。当时父亲已经去世,我正为国民学校(1)关闭后自己的去向而愁眉不展。(2)

    其实,在“九月里,我访问了中国”之前的六月下旬,我与我所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陈众议教授曾专程前往东京,与大江先生商量其九月访华期间的日程安排。在首都机场候机期间,我对众议兄说,这次去东京我带了几个推想:一是大江先生儿时或少年时代应该读过鲁迅先生的小说,从他的初期作品群开始,文本里随处可见来自于鲁迅文学的影响;第二个猜想,则是学界都认为大江文学主要受到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影响,其实情况恐怕并非如此,在受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影响之前,他应是先受到来自于鲁迅的影响。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接触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以及尼采的学术思想,回国后写了很多作品,不少作品中就包蕴着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思想。也就是说,大江接受鲁迅的影响在前,其后才接受萨特的影响。对于大江文学而言,鲁迅的影响应是决定性影响,而萨特的影响则是丰富了大江的创作……

    在位于小田急线成城车站附近的大江宅邸谈妥访华日程后,我提起这个推想时,大江先生似乎非常吃惊,表示自己从不曾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现在仔细回忆起来,情况还真就是这样,自己的确是从少儿时期,大致是从十来岁开始阅读鲁迅作品的。面对我接二连三提出的“那是哪儿来的文本,谁的译本,具体读了哪些作品,读了作品后有什么印象,印象最为深刻的都有哪些作品”等问题时,大江先生困惑地表示,不记得是父亲的还是谁的藏书,也不记得那是佐藤春夫的还是井上红梅的译本了,只记得都是些短篇小说,自己尤其喜欢《社戏》,几个孩子划着船去看戏,归途中饿了便上岸偷摘蚕豆,回到船上用河水煮着吃了,故事充满童趣,因而自己特别喜欢。让自己最痛苦的小说莫过于《药》了。叔叔当年在中国东北做些小生意,回日本时就来探望我母亲和我们孩子,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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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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