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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7年9月>> 我说我在

爱伦·坡──被悲郁损伤的天才

李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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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伟大诗人的诞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天才的个人禀赋,一个是恰逢其时。否则生不逢时的天才可能只有一种结局,就是做后来者的垫脚石。爱伦·坡就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他处在世界文学大变革的前夜,这个时候,浪漫主义已经达到鼎盛阶段,一种全新的文学理念和样式正在酝酿。他率先点燃了文学变革的火炬,却未能享受到先驱者应享受到的足够荣光。他对浪漫主义的背叛,他对死亡和人性丑恶的深度展示,他在技术上的精巧构思和对象征手法的准确运用,以及他对艺术审美效果的本体化追求,都可以证明他是世界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之一。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命运使然,在美国1820年-1860年间,注定是一个酝酿又埋没伟大诗人和作家的时代(这是一个被二流文人和美国世俗文学统领的时代)。不仅爱伦·坡的才华没有受到批评家和出版商的足够重视,事实上,潜心写出《草叶集》的惠特曼和后来写出《瓦尔登湖》的梭罗都没有得到及时的关注。而惠特曼和梭罗要比爱伦·坡幸运得多,因为他们都曾获得当时著名作家爱默生的肯定。这一点成为诗人或作家成功与否的潜规则:一部伟大的作品得以流芳百世需要有一个伟大的知音。遗憾的是,在当时的美国,爱伦·坡没有遇到像爱默生这样说话有分量的重量级知音。相反,他因直言批评爱默生和朗费罗,而受到更大的冷落。爱默生认为爱伦·坡是个初级写作者。而朗费罗则把他视为一个声名狼藉的人。朗费罗在给洛威尔的信中说:“如你一样,生命是如此的珍贵,不应该浪费在这些街道作坊间的吵闹。就我的朋友关于你的观点你误解了他们。我向你保证他们非常欣赏您的能力。您的生活的高贵,性格的美好,他们不会认为您会与这些声名狼藉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朗费罗所说的“声名狼藉事件”就是爱伦·坡批评他抄袭引发的争论。朗费罗的态度代表了美国世俗社会对以反抗世俗为出发点的爱伦·坡的傲慢与蔑视。这种由世俗观念形成的印象遮蔽了爱伦·坡文学艺术上的独特价值,使得爱伦·坡在文学上的地位始终得不到公允的肯定。

    后来证明,他的知音不在美国,而是在法国,那个人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批评家,而是和他拥有相同气质和艺术追求的文学青年,这个人就是波德莱尔。

    在美国,爱伦·坡最早看到浪漫主义的局限和不足,并向浪漫主义提出了挑战。在法国,波德莱尔也已经洞见到浪漫主义的衰微,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开始了全新的写作,即《恶之花》的创作。这两个天才的诗人最初彼此并不熟悉,但他们的处境和经历却奇妙地相似。比如:都有一个超越的浪漫主义诗人对象。爱伦·坡面对的是浪漫主义贵族诗人朗费罗;波德莱尔面对的是浪漫主义的贵族诗人雨果。波德莱尔选择崇高的另一面,即底层人卑微生存的现实作为诗歌表现对象,首次将被贵族精神视为“有伤风化”的低层人厌倦、憎恶、绝望的心灵真实纳入诗的殿堂;而爱伦·坡则撩开浪漫主义强调精神教化和引领的面纱,将诗歌写作放到纯技术层面来看待,同时,用死亡和无尽伤逝的悲情表达了他对现实的绝望。二人从不同的方向成为浪漫主义的掘墓人。他们的命运也极其相似,爱伦·坡童年丧母,而波德莱尔童年丧父。他们在选择文学之路上都有悖父母的意愿,执迷不悟,生活放荡不羁。他们都死于脑出血,并且英年早逝。波德莱尔终年46岁,而爱伦·坡终年只有40岁。爱伦·坡年长波德莱尔22岁,当他独自与美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们作战的时候,也许他不知道他真正的知音是远在法国的波德莱尔。而波德莱尔却把爱伦·坡作为偶像,倍加崇敬和热爱。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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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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