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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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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

2017年9月>> 诗人空间

微距窥镜中的自我对立与消融——论泉子诗中的情感、伦理与自由向度

沈木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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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从童话中走失的那个人》似乎是泉子诗中较少地间以着调侃、讽喻的口吻,而展示某种超越于伦理之上的精神性寻求,某种赴死般的,决绝的自由向度。“从童话中走失的那个人”喻示着因追求纯真热烈的梦想,而对世俗伦理、规训的超越和脱离。然此种“走失”只是发生在童话里。现实中屡见不鲜的是,原先越界走失的纯真少年,免不了终又折返现实,且在庸常的磨耗中,日益固化为规训于世俗的成年人,甚而退化为“中年的死胖子”,不得不苟安于“对浑浊的目光与浓重的口臭的忍受”。童话中的“走失”,是不再回返,抑或是可能的遇仙得道,甚或于最终无路可走的“夭亡”,乃至“自绝”的暗示。而抒写种种理想的死法,即诗人对所寻求的生命终极指向的展望:

    我更愿意死于一次少年的决斗

    一场青年的瘟疫

    或者在耄耋之年,一次马背上的晕眩

    无论是“少年的决斗”式的凶死,或“青年的瘟疫”式的暴亡,诸如此般,不惜以夏花极尽其绚烂的“死”而纵情绽放青春的光华,抑或于“耄耋之年,一次马背上的晕眩”式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死,皆奔溢着不羁的自由和放恣的生命力。

    “死亡”,几乎是推动泉子写作的最重要的母题:“所有的教育都来自死亡,/那由无数的死锻造出的一次必死。”(《春风在此刻的吹拂》)“是死亡赋予了生命以深度。或者说,是事物的有限性为万物开掘出了通往幽深之处的通道。”(《诗之思》第230节)“死亡”这一母题不能不追溯到诗人泉子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诗人的亡兄因病而不幸落下残疾,并致其早夭的这一事件,极大影响了并构建了泉子的世界观。源自于死亡也即虚无的驱策,使他悉心寻求于佛教、基督教等宗教与哲学,当然更重要的是来自诗与文学艺术的教诲。归根到底,人类唯一绕不过去的,生命首先不能不说的,是死亡。这也是世上一切的宗教、哲学和艺术之所以成为千秋万代庇佑、抚慰与启示人心的伟大源泉。

    “从童话中走失的那个人”,是诗人对有限的世俗生命中可能的无限追寻所持的自我期许。或者说,这是对自由向度所做的一次无尽的临眺。“我希望我能同时带着望远镜与显微镜上路。”(《诗之思》第182节)“望远镜”里,是那个长途跋涉的人的“走失”,而非简捷轻易的“抵达”,在我看来,比之哲学或宗教所归结的一元论的“真理”或“道”,所寓示的向度似乎更接近生命无往不在的迷失和不断探寻的真实常态,因而也更有深意。

    诗人泉子随身所携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亦可理解为同一支伸缩自如的双向窥镜,当探寻朝向山水浩茫、时空无尽的形而上境域时,此为“望远镜”;当窥镜转向周遭的凡俗尘世和芸芸众生,当然也包括更为重要的诗人自我的存在时,即自然调适为焦距不一的“显微镜”或“内窥镜”了。不妨说,这是一个百味尽尝、百感交集的心灵窥镜。作为语言最高级形式的诗,历来如飞出迷楼的伊卡洛斯,以凌越尘俗的高瞻远瞩,纵观历史和传统,承担着对人类处境的揭示和对个体命运的思索;诗又不可不时时注目于现世众生,冷眼热肠,而即物即理,即境即心。此二者,若偏废前者,难免会失却远志和深意;设若全然取消对传统,对历史和自然宇宙纵深视域的瞩望,即切断了文明薪火世代传承的不竭源泉,写作将无可避免地流于平面化和碎片化。同样,轻忽现世今生脚踏实地的立足点,则或有遁入精英气的空论之虞,制造种种从词语到词语的概念式的投射和复写,自矜、自许于空泛、老套的凌空蹈虚。事实上,这恰是当下汉语诗界的两大积习与流弊,往往是即物者不即理,而即心者不即境;有血气者多无知见,有所知见的呢,又时常匮乏随机生发的真气、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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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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