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十九岁，我来过。十五岁、三十三岁，没有来。现在我三十七岁，又来了。不再有成群的人领着我，我成了那个站在最前面的人。而说不清楚记忆里的景观和今天是否相同，站到大门，一列高耸漫长的台阶前，我假装告诉自己，啊，这里确实没变过。
刚升起来一点淡薄的日光，没到中午就隐去不见。打了几个喷嚏，鼻炎一遇寒冷就开始发作。出门前填的碳水化合物，没产生足够的热量。脑子里尽是无足轻重的东西，手机来不及充足电，肚子饿了怎么办，回去要在哪里坐几路车……好像它们才是拦在我眼前最大的困难。直到我冻得打喷嚏，忽然记起了口罩。一旦想到假如有个口罩会不会不那么难受，一旦想到口罩不在身边，所有的焦虑都落到了实处，益发挥之不去。去年入冬前，我买了好几种口罩，有加厚棉的，有过滤pm2.5的，还有一次性的。不知道干吗要买那么多，要么是囤积症患者的未雨绸缪，要么是环境污染论的潜移默化……总之是买了很多，却还没有用过。以至到此刻这么迫切需要的时候，我都没想起来用，这错过着实令人沮丧。
母亲在手机上编写给谁的信息。她看一会儿手机，看一会儿前方。我和她之间隔了一个座位。没有东西放在空座位上。我们没有说话，前晚我和她为了一些我认为并不是当务之急但她认为迟早要讨论的事情绊了嘴，临睡前她说明天你一个人去，我不陪了。我回答好的。半夜我摸进母亲房间，把放在她包里的手续文件拿了出来，她大概还醒着，没有作声。为了避开早高峰，我们一大清早就出门了，谁也没提前晚的茬儿。
还烫着吧？
母亲问了第二遍。已经没什么人了，我难以觉察地松了口气。我们穿过大厅，仅剩的一撮人正取走他们的件。一个男人把盒子抱在胸前，旁边的女人撑开了黑伞。我目送了他们一会儿，伞把他们的脸都遮住了。他们离开后，我们正好走到窗口边。取件口就像过去国营小吃店的凭票自提口，一样的宽窄和高度，需要微微低头才可以看到里面的全貌。离开前被我张望过的还算拥挤的空间，现在已经处理得很空旷了。四面墙都用单位尺寸很小的老式瓷砖贴的，缝隙里有常年水流冲涮留下的黄渍。挂着钟，时针分针并拢指向十二点。窗口里一位年轻小伙子伸出头来，望向我们。
他的脸被宽阔的口罩遮住了。光看太阳穴周围，就知道他的皮肤很白，白得不合适这一行当。他的工作服竟不是易于清洗的涂层面料，反而是容易沾灰的僵硬棉布——还有帽子，跟厨师似的，把头发都包进去了。一种灰扑扑的瓦蓝色制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