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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7年10月>> 记忆·故事

敌人的遗产

任林举

        在通化葡萄酒有限公司幽暗的大酒窖里,我能够感觉到的唯一事物,就是时光或者岁月。从这个大酒窖建立到现在,已经接近一个世纪,但在这个特定的空间里,岁月,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滞留下来。在昏暗的光线里,在斑驳的墙壁上,在散发着特殊气息的橡木桶里,岁月隐藏却又暴露了踪迹。

    我在一面斑驳的墙体前停下,用想象的手指吃力地拂去一层层时光的污垢和尘埃,最后还是和1941年铁锤与钢钎撞击的声音、铁石摩擦和碰撞的声音,以及纷乱的脚步、断续的对话和呼喊、吆喝的声音……不期而遇。

    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有着80年历史的葡萄酒厂正是我们曾经的敌人——日本人留下的遗产。此前,曾任通化葡萄酒厂党委书记、第一副经理的丁万林老先生,已花数年时间收集整理了通化葡萄酒厂的这段历史,并亲自撰文记述:“新酒厂从破土动工到设备安装完毕,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于1942年4月竣工。工厂总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建地下室一座,378平方米(今通化葡萄酒厂一号地下室),里面放置贮藏原酒的立式柞木桶30个,卧式柞木桶11个,每个容量为1.5吨,容量为一吨的柞木桶若干个。总贮藏量近200吨。建前发酵水泥池子42个,每个容量12吨;后发酵水泥池子30个,每个容量6吨;建生产厂房一座,三百多平方米。除此,还建了蒸馏塔一座,办公楼一栋,日本职员住宅三栋,仓库一座,供中国工人居住的工棚五间。”

    按照这份清单,在现有的酒厂去寻找原物,除了几只残存的橡木桶,已经很难再一一找到明确对应了。曾经的一份不菲的资产,就这样在时空的流转和世事变迁中化为乌有。所谓的遗产,从物质或实物的维度进行考量,实际是不存在的,或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每当我走进这年近80岁的贮酒窖,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有一些不可磨灭的东西在这潮湿的地下建筑,在其上宽阔的厂区,甚至在通化这个广大的地域,实实在在地留存或凝固下来。以至于这个或这些很难说清的东西,竟让我本来平静的心情顿时变得复杂和翻腾起来,万千思绪、万千感慨如初春的凌汛,让一时无法融化的“冰排”无序地堆积在思想的河口。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技术或技艺吗?

    诚然,日本人建立葡萄酒厂后有很多中国人在酿酒厂里工作,但那时中国人是不能接触技术工作的。他们是下等的“支那”人,没有资格问津技术,只能在工厂里听从日本技术人员的指挥,做一些清洗、搅拌、背背扛扛等粗糙、笨重的体力劳动,仅仅是一群为技术服务或担当工具的“苦力”。更何况技术或技艺从来都是“形而下”范畴的东西,不管在哪个行当里,技术作为“生产力”,都要服从于生产关系。技艺不是没有用,不能讲,只是不能“突出”地讲,“绝对”地讲,因为所有可以称为“技艺”的东西,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只要潜心学习,悉心领悟,少则三五日,多则三五月或三五年没有不能掌握的。另外,技术总是时时在更新,时时被淘汰,实在与永恒无关,即便技术在某一个时段被升华为艺术,其价值的确认也是有时限和有条件的。终究,它只是渠道和手段,而不是目标或结果。

    我个人认为,和日本人讲技术,本身就把中国人的位格降低了。中国人酿酒的历史早在汉唐时期就已经开始——“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是唐朝的诗句。喝都喝了两千多年,酿造好歹也是先于饮用的事情,难道,就酿酒这点事情我们还要攀日本人为师吗?实际上,拜日本人为师,本来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可耻的是,那时的日本人根本就不把技术传给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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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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