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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7年11月>> 长白山笔记

忆冬林

李江树

        2003年,那还是冬林刚开始萌发到山里去这一念头的时候。有一晚在我家,他一抬头,墙上一幅我的摄影作品一下子把他吸引了,他看了好一会儿,说他真是很喜欢,并说,你是怎么拍的?

    我说,1986年深秋我进了一次大兴安岭。秋雨过后,从林子里冲出的泥汤裹着枯草败叶向土路上漫溢。我在雨中冻得发抖,心里也很阴沉。可我有一个预感:雨停了,这路上是一定会出现点什么的。我在相机上拧了一支很长的镜头静静地等候。果然,先是一乘大车过去了,没多会儿,一匹小马就从杨树林后面悠悠达达地拐了出来。“大色块中点的移动”——在狭长而弯曲的黄褐色土路上,一个小黑点以林地为背景在土路上挪移。这小马是一匹苏联卡巴金儿马和蒙古马之间的那种皮肤很细、脖子很光滑的漂亮的小马。蒙古牧民把这种白鼻梁的马称为“海勒金”。

    昏黄的灯光下,冬林吸着烟沉吟不语。我说,你喜欢就送给你。这小马很像你,自由无羁,前路未知——我们面前都有这样一条人生的长旅。

    那几年多种原因凑在一起,他不唯不快乐,还有精神抑郁的症状。我猜想,在他心情最为黯淡的低点,勇气、荣誉、自豪、向着前方的生命的顺畅贯接,这些或许都难有结果了。繁星的航标已经寂灭,有关彼岸的假想也已是一个被揭了底的谜。说不定在无边的泥淖中,永远也不会有拔足的希望。可我看出来了,即便是这样,他也咬着牙不愿让那些他希望坚持的东西向高处的虚无飘去,他仍要背负着这些东西艰难地在路上行走。

    我们就这样在昏暗中对坐。但我们彼此都感觉到了,比起已经说出的,无法说出的包容了更多。

    第二天回长春,尽管他的行李已然很重,他还是把装有小马照片的镜框带上了。后来我看到他拍回的照片,《北方》挂在了他的书房里。他睡眠不好,时常很晚才睡下。我曾猜测想象,许多个暗夜,他独坐在小马下面在思忖着什么?

    第二年他又来了,我感到他的心境好了很多。我在沙滩北大红楼后面给他找了间九平方米的筒子楼小房。第二天去找他时我说,可别看不起这小房,这是民国时期北大的女生宿舍。楼是梁思成设计的,楼外的墙壁上还刻有蒋梦麟校长的题记。他说这小屋可是太好了,在皇城根脚下,临着故宫与景山。很安静,昨夜听到了枯叶飘落的声音——老北京原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呀。

    他对我说他要写荒野。他与我谈美国自然主义文学,谈梭罗、布封、普里什文、阿斯塔菲耶夫。我说:“‘不要在文学中寻求地位,而应该从中找寻自我。’阿斯塔菲耶夫的这个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又跟我提到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我说:“呀,上世纪80年代读他的《查密莉雅》《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那种感动持续于今。”他把夹在本里的一张纸拿出来,给我读:

    科学家对丁香花做过测试,感到很惊愕。当年轻美貌的姑娘闻丁香花时,丁香花会怒放,显示出欢快的神情。若有猥琐的人接近它时,丁香花会卷曲起来,显得沮丧。如有吸烟喝酒的人总是靠近它,花朵会渐渐枯萎。生灵都有“自我”,有思维,有喜怒哀乐。哈萨克民族崇拜飞禽——白天鹅成双成对,如一只不幸死去,另一只或从高空冲向大地,摔死自己;或不吃不喝饿死自己。喜怒哀乐是飞禽走兽、一草一木共有的……而人类最大的错误是他们从不关心他种生物的感觉……在动物的生活中有许多意趣盎然的事情。最为难堪的是我们只是将它们看成动物,没有窥视它们的内心……大自然里并没有多余的东西。从地球上的高智生物(人)到低智生物(昆虫)都是大自然中具有同等权利的生灵,所有生物互相连接,形成庞大的生物链。如果其中一个环节受到毁坏,那么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也就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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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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