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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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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

2017年11月>> 诗人空间

诗歌精神:文化自信中的英雄主义——论简明系列长诗的精神品质及时代意义

章闻哲

        纵观简明近40年著作丰厚的创作实践,三个高歌猛进的“井喷”期或曰高潮期,格外地光彩夺目!其标志性的硕果分别是:诗集《高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诗集《朴素》(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诗集《手工》(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手工》几乎囊括了简明的全部新作,尤其是在诗集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草原跋》《北方有陶》《大淀》《白马寺闲笔》《书面语》《武烈河》《狮王》《最后的对手》等系列长诗,该系列全部由“精神之手”制造(简明语),既是“高贵”意义上的手工,更是“朴素”意义上的手工,如同一塔双足,深深植根在高贵与朴素之中,高高耸立在高贵与朴素之上。

    在华语诗人中,关注高贵与朴素的当代性内涵,简明也许并不唯一,但这种内涵的探讨不是被其他更具体的主题掩盖,就是过于狭隘或者片面。真正使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精神话题,将其置于桌面进行“人工拆解”和“手工组装”,并且使其在离开桌面后付诸实践的有胆有识有操守之士绝少,甚至可以说,在本文所要分析探讨的“简明经验”之前,还没有产生。所谓“简明经验”,即诗人简明的文本精华及时代意义,三言可概之:精神“高贵”,品质“朴素”,全程“手工”,这不仅是简明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任务,而且也可以说是诗人之人生的核心追求。

    一、《草原跋》:战士英雄主义的精神再造与指南

    如果说,简明的短诗,作为在“高贵与朴素”导航下的诗歌飞翔,还仅仅是一种局部经典——抽象的“精神洁癖”和“语言洁癖”,还仅仅是对精神智性与语言神性内在一体的点滴精妙,还仅仅是对诗歌文本的当代属性、个体的原始表现欲望和诗性创造能力的细节维护,还仅仅是对生命本真形式下的社会道德的条线性颂扬——正是由于这种颂扬本身是社会性的,因此,关于生命哲学的命题依然是潜流在社会话语深处,潜流在文化表征背后,而不十分明晰、浮凸。但在简明新近创作的长诗《草原跋》《北方有陶》《大淀》《书面语》《狮王》等作品中,就可以说,它们既囊括了简明文本气质和个性精神的方方面面,又使得“高贵与朴素”的造型从抽象局部转向了极其精纯的具象全景:包括文化符号对应时代主题的具象,包括精神化的地理和历史的具象,包括人格化的文化元素和修养的具象,包括生命再构中的坚韧不拔与正义向往的具象,这些具象被诗人简明从单纯的社会概念中解放出来,既赋予其内外兼修的精神图腾,又赋予其社会人文的生命能量,最后汇成英雄主义的家园与格局。在《草原跋》中,草原的形象兼具英雄主义和现实主义,既包含了诗人曾为军人的以一贯之的战斗哲学,也蕴含了丰富的草原历史、草原精神、草原文化与诗人自身的人格、修为、学识、智慧和经验的独特联姻,既成功地塑造了草原这一具有鲜明的地域、地理个性以及与中原文明血融于水的文化形象,又再现了简明个体精神中一贯坚持的诗格与审美要旨:高贵与朴素。无疑,单纯的祭身式的奉献,单纯的军人式的刚毅豪迈、百折不挠,单纯的诗意的清澈、俊美、激越与高阔,单纯的思想的宏伟、博大、深邃、资慧与启迪,都不足以单独成为简明词典中的“高贵”注释,都不足以单独抵达简明所秉持的高贵原则。而朴素,从纯外观意义上来说,它与高贵恰恰是一对反义词,但在内部价值尺度中,朴素无疑正是高贵的基础,这种“朴素”将使“高贵”避免趋于一种过度高蹈的姿态,一种过度的“离群索居”式的清冷,避免高贵堕入肤浅的自我标榜和狭隘的道德主观。简明的“朴素”使“高贵”有了更可靠、坚实的凭据,更客观、自信的实质,更经得起疑乱的检验,且令其谱系有了宏观完整的形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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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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