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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7年12月>> 作家地理

西北论——以西安为中心的札记

张未民

        到西安去(以西为中论)

    到西安去,这次竟不期然地在头脑心思中遭遇到了什么是“西”的问题,西安的西,或者中国的西,以及这“西”的剥落与沉实。

    《中国的西北角》是名记者范长江的新闻报告作品,《西望长安》是老舍先生写过的一个剧本,贺敬之还有诗歌名篇《西去列车的窗口》,在这次去西安的路上,我总想着诸如此类的各种“西”。念头有些怪怪的,西这个方向词、方位词,因而也是架构于中国土地之上的实实在在的空间之词,在大脑里流动着,我开始设想着各种状态下西的不同时空坐标,一时纠缠莫名,转念心想,脚下反正终归是一路向西,莫非这西也是个移动的事物?向西,西在向前伸展,我似非而是地意识到了,西安是我的目的地,我的眼中,路途在上,西安已是西。

    如此想,可能因为我本是“大东”之人,此行自东向西横越中国广袤时空,或许对西有着过分而莫名的敏感了。而我的大东,那是比《诗经》中说的“大东”“小东”更为东方的东方呢。然而它终归是由西来命名的,我想。

    《诗经》中的人们,那时候应生活在约两千多年前西周的历史时空下。其“小东”者,大约是自周人的关中视野向东瞭望,那么汴洛一线,这离他们最近的一片“东”,就成为了他们的“小东”,因此洛阳作为相对于宗周镐京的东方之城,被他们称为成周,是他们的东京、东都;当然这片“小东”区域也可以再往东一些,让它包含临近的商周之际称作“商奄”(曲阜)的地方,或者河南濮阳也即秦汉时所设之“东郡”,后者是史家傅斯年先生考辨的结论[1]。但我想也不必把一个地望中的“小东”看成专指一固定地点的“专名”吧,它的本意应更虚指广阔一些,就是离西周丰镐最近的一片“东”而已,是谓“小东”,犹今之所谓“近东”。

    那么自此再远方一些,继续沿黄河顺流而下,就望见了他们视野中的“大东”,达到古代临近渤海的邦国齐之属地了,尤其是今淄博一带,靠近现今黄河出海口的沿海平野,古称薄姑;或泰岱一带,即《诗经》中所谓“奄有龟蒙,遂荒大东”的大东。其实周人东望视野中的大东,也非如傅斯年先生解释的是个专指一地的专名,它就是指当时西方周人视线中最东边的极远东方之所在,犹今人之所谓“远东”。

    不过“远东”“近东”“中东”这种词汇乃生成于现代世界视野,现在的“西”由欧洲人独霸,这些远、近、中的“东”,便是由现代欧洲人视野东望来命名的[2]。它当然不会接通我们古代周人的天下/中国视野了。我们的词儿“大东”“小东”,我们的中国之“西”,是古代中国时空才得以产生的固有概念,此点万不能搞错。

    比如这“大东”,也会随历史语境而挪移,且因后来中国地理视界的渐次延展,而开阔起来,遂将现今中国东北地区称为了“大东”。如康熙诗句:“滚滚遥源起不咸,大东王气起龙潜”,乾隆诗句:“天教草昧起英雄,开创艰难自大东”,便是以“大东”自居的[3]。

    与康熙和乾隆两位清帝不同,两千多年前的周文王姫昌和周武王姫发,则是以西自居的。

    《尚书》的周书中记载了多处周王训诰之辞,均明示,是在向所率领之“西土有众”(《泰誓》)、“西土君子”(《泰誓》)、“西土之人”(《牧誓》)、“西土人”(《大诰》)发出号召和动员,去东征剪商,并说:“肇国在西土”,“用肇造我区夏,越(与)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康诰》)这后一段话中,不仅以西自居,不仅自诩为西,而且言明西土东土共造华夏(区夏),而且要由周来代表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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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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