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96年，也是深秋，作家出版社的出版人张懿翎向我推荐了一部长篇，她的赞赏非常明确，措辞热烈，我很快读完了小说，它描述一个长满白榆树的镇子半个世纪的历史，不悲情，却沧桑老道，对时间和记忆的处理颇为有力，小说开头就颇富画面感：“红旗饭店的白面卷饼、香肠拼盘和猪杂碎汤曾令榆树镇人心驰神往，驻足流涎，但当时除了一个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太太，榆树镇再没有谁敢经常光顾那里。每当他们透过饭店肮脏的玻璃窗，看见那个麻脸矮胖的老太太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肉汤，他们的胃里总是不自觉地痉挛，气盛的青年人抱怨自己晚生了二十年，战争没有他们的份儿，使他们丧失了享受美味的机会……”小说原本叫《女孩》，其中写到两个花朵般的少女早熟的情感，一朵有毒的凋谢了，另一朵活得庸常，迥异的结局令人慨叹。因为觉得“女孩”会让读者对小说的关注发生偏移，所以建议作家修改，就变成了《风过白榆》。
那时刘庆不到三十岁，是一家报纸的编辑记者，随后他在一家销量很火的报纸，今天也仍然是一家商报的总编辑，他的执着，源自写作和做事业可以自由转换，互为动力，可疏离写作圈子，也许也是默默无闻的原因？
2003年刘庆的长篇《长势喜人》，进入许多评论者的视野。小说相当黑色幽默，这种黑色幽默不仅来自小说的反讽，而且来自小说揭示出历史和现实一再重演的荒诞。对狂热的现实和残存的历史的思考，有一种强大的本质性的概括能力：生于六十年代的残疾人李颂国，备受歧视，他一生注定与贫瘠和狂热相伴，“文革”、“文革”结束、改革热潮、君子兰热、传销热的“大师”……每一个事件都是高度浓缩的，贫乏的精神之树上，必定生长出畸形的狂热，这让小说超越了社会学的认知，在扭曲的人性悲剧背后，透出厚重的温情。
那么，关于《唇典》，它从怎样的血脉和土壤而来？作家有着怎样的创作历程？人肯定是最善于遗忘的动物，但文学挽留了那些值得记忆的细节，留住了历史。就像我们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印象，也许不是来自他们的历史书，而是杰出的文学作品。那种侵入灵魂的东西，那些无论是否有人看见，都依然恣意生长的大或者小的生命，它们穿越了时间的阻隔，顽强地寻找有缘共同感受、共同呼吸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