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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7年12月>> 作家对话

用什么雕塑语言的河流——钟红明、刘庆对话录

钟红明 刘庆

   

    导语:钟红明手记

    有一次,导演彭小莲把她的短篇交给我,说王安忆劝她先把作品交给《收获》审读,“不然,发在影响不大的杂志上,就像没有发过一样”。

    可是想起一位东北作家,却不禁让我哑然失笑——刘庆就是王安忆这句话的反面例子啊。

    还是青涩年华的刘庆就在《收获》发表过长篇,而且是两部:1997年的《风过白榆》和2003年的《长势喜人》。其中,《长势喜人》还是2004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长篇榜第三名,但作为作家的刘庆却仍旧默默无闻。虽然默默无闻,他却仍旧耐心地对抗着漫长的时光,打磨出一部厚重的长篇——《唇典》,刊载在2017年《收获》长篇专号(春卷)上,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份儿淡定和执着,动力何在?

     

    记得1996年,也是深秋,作家出版社的出版人张懿翎向我推荐了一部长篇,她的赞赏非常明确,措辞热烈,我很快读完了小说,它描述一个长满白榆树的镇子半个世纪的历史,不悲情,却沧桑老道,对时间和记忆的处理颇为有力,小说开头就颇富画面感:“红旗饭店的白面卷饼、香肠拼盘和猪杂碎汤曾令榆树镇人心驰神往,驻足流涎,但当时除了一个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太太,榆树镇再没有谁敢经常光顾那里。每当他们透过饭店肮脏的玻璃窗,看见那个麻脸矮胖的老太太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肉汤,他们的胃里总是不自觉地痉挛,气盛的青年人抱怨自己晚生了二十年,战争没有他们的份儿,使他们丧失了享受美味的机会……”小说原本叫《女孩》,其中写到两个花朵般的少女早熟的情感,一朵有毒的凋谢了,另一朵活得庸常,迥异的结局令人慨叹。因为觉得“女孩”会让读者对小说的关注发生偏移,所以建议作家修改,就变成了《风过白榆》。

    那时刘庆不到三十岁,是一家报纸的编辑记者,随后他在一家销量很火的报纸,今天也仍然是一家商报的总编辑,他的执着,源自写作和做事业可以自由转换,互为动力,可疏离写作圈子,也许也是默默无闻的原因?

    2003年刘庆的长篇《长势喜人》,进入许多评论者的视野。小说相当黑色幽默,这种黑色幽默不仅来自小说的反讽,而且来自小说揭示出历史和现实一再重演的荒诞。对狂热的现实和残存的历史的思考,有一种强大的本质性的概括能力:生于六十年代的残疾人李颂国,备受歧视,他一生注定与贫瘠和狂热相伴,“文革”、“文革”结束、改革热潮、君子兰热、传销热的“大师”……每一个事件都是高度浓缩的,贫乏的精神之树上,必定生长出畸形的狂热,这让小说超越了社会学的认知,在扭曲的人性悲剧背后,透出厚重的温情。

    那么,关于《唇典》,它从怎样的血脉和土壤而来?作家有着怎样的创作历程?人肯定是最善于遗忘的动物,但文学挽留了那些值得记忆的细节,留住了历史。就像我们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印象,也许不是来自他们的历史书,而是杰出的文学作品。那种侵入灵魂的东西,那些无论是否有人看见,都依然恣意生长的大或者小的生命,它们穿越了时间的阻隔,顽强地寻找有缘共同感受、共同呼吸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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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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