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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0年5月>> 作家走廊

裸露与冲突--凯蒂·罗伊菲

黄劲草-译

    我们过于轻慢地对待上世纪那些伟大的男性小说家们,可能将会使一种文学文化走向湮灭。对这些作家们的责难似乎越来越广泛,他们小说中的性描写情节更是世人嘲讽的对象。即使是那些胸有大志的年轻男性作家们,也否认这些前辈作家们的积极力量,而他们显然是这些前辈作家的继承者。     我知道有人在阅读菲利普·罗斯新近出版的小说《卑贱之人》后,将它扔进了地铁站台上的垃圾桶里。我也清楚她做出这种举动,绝不是出于女权主义者的愤怒。对于女权主义批评先驱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进行的女性主义批评,我们早已完全可以理解了,正如我的一名学生所说的:“我们完全可以自己作出判断。”而被我朋友扔掉的那本书情节恶心、陈旧且冗长。可我依然想问,为什么?她为什么非要扔掉那本书?

     

    是不是那本书确实存在着挑衅的火种,而这是否正是作者所期待的?整合这些私密情节与公众故事的是充满着惩戒性与批判性的大众舆论,这些舆论揭示出老作家们尚未言表的文化中更宏大的东西。这一切正向我们诉说着:菲利普·罗斯何以依然能够激怒我们?

    在罗斯及其同侪早期的小说中,那些淫秽的章节带来的是全新打破禁忌的震惊体验。整个60年代,诸如《一场美国梦》《赫索格》《兔子,跑吧》《波特诺的怨诉》《夫妇们》等小说让人觉得这些作家仿佛是在性行为的现场进行报道:通奸、肛交、口交、三人性游戏——所有这些都带来极度震撼,或者至少是全新的话题。当约翰·厄普代克的杰作《夫妇们》,这个讲述发生在新英格兰塔布斯小镇的关于通奸癖的故事于1968年发表之后,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题词这样写道:“那些性场景,以及描绘的语言,是如此明晰,简直是对新时代高度自由的诠释。”

    这些小说家带着窥伺者的兴奋站在角落里,描写中产阶级的床笫生活。此时,对他们来说,1960年代对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情色问题的审判还历历在目。而他们将用天才的视角以及作家独有的洞察力去描绘那些亲密的无法言说的时刻,记录那些愉悦与伤痛,以及能量流放着的轻音。当年那些年轻的作家们——梅勒、罗斯、厄普代克——拾起约翰·奥哈拉和亨利·米勒们的X级故事现身了,所不同的是,他们是在现代传媒业裹挟下冲向我们的,因而光芒四射。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发表于1969年的小说《波特诺的怨诉》( “Portnoy’s Complaint”)中,犹太裔男主人公在疯狂老妇与可心情人窄窄的腰间穿行,在美国主流社会里迷失。可是这部小说中的性场景是确然的吗?在《反生活》(“The Counterlife”)中,罗斯的另一个自我,小说主人公作家内森·祖克曼(Nathan Zuckerman)称自己是“性讽刺作家”,在这部小说以及其他诸多罗斯创作的小说中,其性场景描写的确是滑稽与色情并存:“拉链王的女儿摆动双腿坐在浴缸的边沿,纵情地将自己的五英尺九英寸献给那棵蔬菜,这神秘而充满诱惑的场景正如祖克曼曾经目睹过的那样。”

    罗斯露骨的性描写,仿佛从阴暗、幽默与躁动的情欲中开辟了一条精彩而晦涩的小道,男主人公就这样在众人屏息中华丽出场了。虽然在这些性描写中存在愤怒仇恨,甚至还常见些许的性歧视,然而,那些暴力、狂野的气息,迷人的智慧,又是那么令人眩晕,字里行间都充满着男性气概,主人公拥有无法抗拒的古怪魅力。在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场景中,他们狂野而优美,充满说服力又令人不快。我们不必一定像罗斯或者祖克曼和波特诺那样去赞赏那些狂野的性冒险故事。罗斯作品中的一些悬念,语句本身就充满紧张感,才情尽显,悬念迭出。尽管他营造的紧张感如此让人觉得愤怒恶心和无趣,他也没有失去读者。(当然,有时他确实走得太远并且失去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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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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