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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0年8月>> 作家走廊

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鲁迅影响之初探

许金龙

    病迹学研究表明,孩童时代的经历往往会对成年后的价值取向产生重大影响,这在作家大江健三郎来说可能也不例外,儿时与鲁迅文学的邂逅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据大江本人介绍,“第一次听到鲁迅这位大作家的名字,是在我9岁到10岁的时候”。而在对来访的莫言说起最初听说鲁迅的相关情形时,大江表示父亲曾对自己讲述鲁迅及其小说《孔乙己》以及“茴香豆”的“茴”字的四种写法,这使得第一次听说鲁迅和《孔乙己》的大江兴奋不已,“觉得鲁迅这个大作家了不起,《孔乙己》这部作品了不起,知道这一切以及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的父亲也很了不起,遗憾的是自己现在只记得其中三种写法,无论如何也记不得那第四种写法了”。当时的情景连同对父亲的追忆一同深深地印在大江的记忆里,为其后阅读和理解鲁迅创造了条件。

     

    大江开始阅读鲁迅小说的时间要稍晚一些,1947年春天,12岁的大江逃脱了因家境贫寒而被送到邻镇店铺当小伙计的命运,幸运地升入村子里新成立的新制中学,收到母亲作为贺礼送给自己的日译本《鲁迅选集》,发现《孔乙己》中的“那位叙述者,也就是咸亨酒店被称之为‘样子太傻’的小伙计的那位少年,与自己有相同之处”。除了这篇作品外,大江当时还阅读了《故乡》《社戏》和《药》等短篇小说。

    大江刚刚升入初中不久(即1947年5月),政府便颁布了为大江其后的生涯带来重要影响的新宪法。多年后在谈到这一时期学习新宪法带来的体会时,大江表示新宪法中“‘放弃战争’(条款)成为我的道德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支柱”。然而,1950年5月,继前几年接连失去阿婆和父亲所引发的对死亡的恐怖以及战争结束前因教师们的殴打带来的恐怖,大江很快又因为麦克阿瑟宣布日本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命令将24位日共中央委员开除公职而感受到新的恐惧和绝望。两个月后的7月8日,日本政府开始组建国家警察预备队,后陆续改建为保安队和自卫队。面对民主主义遭到扼杀,日本重新走上军备道路的现实,大江深深感受到屈辱、恐怖和不安,开始对现体制进行批判性思考。当他高中毕业后,于1953年3月第一次离开四国岛前往东京报考大学的途中,在神户看到了自卫队的阅兵式,从而对非武装国家日本开始拥有军队而感到幻灭。以上这种种恐惧、失望、绝望和幻灭与其后不断感受到的其他恐惧、忧虑、失望、绝望和幻灭融汇在一起,为大江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中不断深入解读鲁迅作品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使得大江不可避免地将不同时期的解读书写在其时的文学作品中。

    在少年时期的大江内心留下强烈共鸣并引其深入思考的鲁迅小说,也在大学时期的大江学习创作的起始点上,为他显现了前行的光亮。当然,来自鲁迅的这束光亮,在大江其后的创作道路上也一直在不停地闪耀,为他加深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提供了独特的参照,也赋予他从绝望中不懈地寻找希望的力量。大江考入东京大学的翌年(1955年)9月,在目睹砂川町农民以及前来声援的工人和学生反抗政府强行征收农田,以扩建美军基地的斗争后,绝望地认为:“我出生在日本,这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啊!自从我进入大学并参加示威活动以来,这种阴郁的声音便开始在我的身体内部发出任性而微小的余音……”巨大绝望很快就反映在大江的文字里,在一首“像是诗一样的东西”的《杀狗之歌》里,大江这样表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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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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