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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0年11月>> 作家走廊

读书人的伦理:教授、知识分子还是作家

陆兴华

    那些原想做作家的,后来大都跑到大学里混教授去了。做教授不安心,又去做了知识分子。一见到做知识分子有学术、道德和政治之间的辩证之难,他们又退回教授位置。退后的郁闷里,才开始写作,这时,他们已不是斗士,著书立说,是要成为艺术家、思想家、教育家,与写作要求于他们的抵抗运动和恐怖姿态相去甚远了。

    想做知识分子、教授和作家,但我们有可能一辈子都无法作出那一卡夫卡式的写作决断,去真正开始文学式、革命性行动,总是在试跑,起跑动作做到很优美,就是跨不出那决定性一步。做教授和做知识分子,成为一条世故的退路。我们不光都是失败的作家,而且很有可能,我们都是从未开始真正的写作行动的作家。学术、研究、哲学、理论、思想等等,可能都只是我们不肯开始真正去写作,去战斗的借口。写作也许才是我们的真正使命。

    教授和知识分子自己也是异化的,有待解放的,去成为作家,做出写作行动,也就是解放的行动,是自我拯救。罗兰·巴尔特指出了我们读书人的这一困境。他认为,教授或知识分子只有走进真正的写作,才能解放自己。他们去做学术、研究、理论和思想和艺术时,也应该去写作。巴尔特通过下面几点说出了一个读书人必须反复慎思的伦理。

    一.写作

    为什么读书人总想要去写作?巴尔特答:1.写作是因为出于这样一种需要:得到一种我们都很知道是与情欲不是没有关系的快乐;2.因为写作使言语、个人、人格非中心化,让人去完成一种其根源是无法被察觉的劳动;3.要去实现一种“赠予”,去做出一种鲜明的活动,去操作一种差异;4.为了被人赏识,被满足,被喜欢,被质对,被确认;5.为了完成一种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任务;6.为了服从一种秘密的地形、争执着的分配、永恒的估价之汇聚;7.为了满足朋友的需要,让敌人懊恼;8.使我们这个社会的象征系统裂变;9.为了生产出新意义,也就是说,生产出新的力量,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掌握事物;10.最后,写作是为了挫败观念,击破偶像,打破对那独一的决定、终因〔因果律和新的事业(原因)〕的恋物,歌颂多元主义活动的高等价值,打破因果律,不要应用性,也不要一般性,而是去成为文本本身。(III,100)

    写作必须像法官的判决词一样。我们不求漂亮的句子,而求站得住、公正的句子。巴尔特认为,在一时的义愤下,求激情中的忠诚,公正地运用自己的逻辑和句法,求表达本身之正义,这才可以算写作,唯一的写作。日记式的私人的正义式写作,还是处于个人的意象域里面的,而写作必须是:我的唇实验着公正的事物,我的肾因此而激荡。(V,670)写作只求每一个句子的威武不屈和顶天立地。

    句子同时是风格的单位、工作的单位和生活的单位。福楼拜说他靠弄句子过日。是在制造句子的层面上说,我们才认为作者创造了这本书的历史。句子的层层冒险才是福楼拜的各本小说之真正小说。福楼拜的句子是一种物,它永没完成。句子是自由的。作家并不是被打入永远去寻更好的句子的苦行中,而是被推到去肩负所有的句子的责任下——哪怕上帝,这样的一种艺术之神,也没法为这样的工作奠基的。

    巴尔特认为,是马拉美为福楼拜来收场。马拉美认为,句子是写作的本体。句子比书重要。每一个句子都是一本书。句子像骰子那么一甩,无限的膨胀就开始。这样的书正在到来。作家应该心中念记着这样的一本正在到来的书去写作。作家不再是修辞家,而应该成为语言学家。(IV,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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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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