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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宗仁发

    众多知名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满意的作品在《作家》上发表,而年轻一代的作家也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作家》上发表为荣。
余华

2010年11月>> 作家走廊

罗兰·巴尔特的中国之旅

张尧均

    一

    “如果我凭想象虚构出一个民族,那么我可以为它起个杜撰的名字,宣称它是小说里的对象,创造出崭新的加拉巴恩(Garabagne,比利时作家Henri Michaux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虚构的一个国家),这就不必把任何真实的国度折衷于我的幻想之下(虽然我却要拿幻想本身折中于文学的符号之下)。我还可以……把世界上某个地区(遥远的国度)出现的一组特征(这是语言学中运用的术语)抽出来,细心地根据这些特征来构成一个系统……”

    “这只不过是一个梦想:去认识一种外语,但不能透彻地理解它;能认识到这种外语(跟母语)的分别,但却不能借(这种外语的)对话、(口语)交流和鄙言俗语等语言的社会特质之助,而使我们消除这种理解上的障碍;

    通过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能直接反映出我们自身的情况)去认识我们的语言之不足;要知悉那些难以设想的事物的底蕴;想通过其他规范、其他句法的作用,以扬弃我们对事物既定的成见;在言谈中,流露出主体中某些意想不到的内涵,把主体从一种自缚的情况下解救出来。一句话,想进入那种不可转译的境地,去经历而不是掩抑那种震撼,直到我们这里每一件西方的事物都摇摇欲坠,父系语言的那些权利和地位统统摇晃不已……”

    这是摘自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⑴一书的两段话,分别来自该书前两章的第一段,这两章的标题分别叫“遥远的国度”和“陌生的语言”,它们无疑表达了巴尔特对远方的陌生异域的一种想象和神往,尤其是对东方。

    巴尔特对东方的思想,尤其是中国的佛道思想充满好感,也非常熟悉,这从他书中频频引用的禅宗语录和老庄名理就可以看出。他也亲身来过日本和中国,都留下了书或文章,但是,耐人寻味的是,他对于这两个国家的感受和体验却是完全不同的。

    罗兰·巴尔特首次去日本是在1966年。该年5月,他应东京法日学院院长潘盖(M.Pinguet)的邀请,到日本首都主持一个“叙事结构分析”的研讨班,此后,他又两次到东京。“他十分好奇,不断会面,没完没了地讲故事或拍照片”,在几个星期内就积累了大量的素材。⑵1970年,《符号帝国》出版。

    “我得到了一种完美的、强烈的、既深沉又微妙的快乐,不仅乐于在那儿旅行,而且乐于写这篇文章。我认为欲望是文字的基本尺度,所以我可以说,我通过写日本完成了文字的使命,这一使命便是实现一种欲望。”⑶这是巴尔特对于日本之旅的体验。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巴尔特的中国之旅。1974年4月,《泰凯尔》(Tel Quel)杂志组织了一个代表团用三个星期的时间游览中国,巴尔特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其他成员还有作家菲力普· 索莱尔(Philippe Sollers),符号学家、才女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泰凯尔》杂志的主编马尔塞林·普雷奈(Marcelin Pleynet)等。同行诸人的兴致都很高,除了巴尔特。克里斯蒂娃说,当“我们的眼睛贪婪地欣赏着碑林、雕塑、珠宝、文字”时,“巴尔特经常留在旅游车里,或者在博物馆门口等我们。这种纪念仪式、这种线性关系、这种血缘的梦想让他感到无聊”。⑷回国后,同行诸人纷纷发表文章,热情赞扬中国的革命实践(如克里斯蒂娃出了《中国妇女》一书)。巴尔特也写了文章,但明显的,这是一篇被动的应命之作,标题就似乎表明了这种无奈:Alors la chine?(直译为“那么,中国如何呢?”或“好吧,说说中国?”通译为“中国怎么样?”)⑸文章很短,译成中文也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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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对于西欧作家还是东方作家,《作家》杂志都能给予广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绍,对此,我谨表示敬意。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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